烏克蘭德米特裡夫卡附近的一條森林道路上，一名男子和他的狗走在被摧毀的俄羅斯坦克和其他碎片中間。圖片來源：Ivor Pricke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Emily Anthes
來源：New York Times
原文發表日期：2022年4月13日
翻譯：全球化監察
軍事活動也可能威脅到禁區內野生動物的恢復。曾領導美國國際開發署對烏克蘭生物多樣性評估的獨立生態顧問布魯斯．拜爾斯（Bruce Byers）說：「由於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距離，那些原來在該地區附近沒有真正棲息地的大型物種已經開始回來了。」
灰狼、紅狐狸、貉、猞猁和野豬都居住在禁區內，還有瀕危的普氏馬——它們是在大約20年前引入該地區的。
但俄羅斯對該地區的接管造成了巨大干擾，穆索博士說：「所有這些噪音和活動很可能會把動物們嚇跑。」
俄羅斯軍隊佔領的烏克蘭阿斯卡尼亞-諾瓦（Askania-Nova）保護區內的高鼻羚羊。圖片來源：Oleksii Vasyliuk
生態級聯
然而研究表明，戰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並不那麼直接。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生態學家凱特琳· 蓋諾（Kaitlyn Gaynor）說：「戰爭的長期環境影響更多的是由相關的社會動蕩所驅動。」
戰爭往往導致經濟和食品不安全，使平民更多依賴自然資源——如野生動物——來生存。 一些武裝部隊也依靠野生動物來養活自己，或者他們會獵取有價值的動物部分——如象牙和犀牛角——以資助其活動。專家說，對野生動物需求的增加往往伴隨著環境保護或執法的減弱。
1975年安哥拉爆發內戰後，該國暫停了反盜獵的巡邏工作。研究戰爭影響的巴塞羅那大學生物學家弗蘭西尼· 布拉加-佩雷拉（Franciany Braga-Pereira）說：「與此同時，衝突增加了自動武器的使用。其結果是狩獵活動急劇增加，減少了水牛、羚羊和其他目標物種的數量。」
戰時狩獵會使大型哺乳動物不成比例地損失，其中許多物種在塑造生態系統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在莫三比克1977至1992年的內戰期間，九種大型食草動物——包括大象、斑馬、河馬和水牛——在戈龍戈薩（Gorongosa）國家公園的種群密度下降了90%以上。
另外還有下游影響：一種高入侵性灌木在公園中蔓延。
同時，食肉動物種群的崩潰——豹子和非洲野狗從公園裡消失了——使其獵物的行為發生了變化。羞澀的、居住在森林裡的叢林羚羊開始更多時間呆在開闊的平原上。在那裡它以新的植物為食，抑制了原本棲息在那裡動物的數量。
糧食不安全和經濟不穩定甚至會威脅到原本數量龐大的動物。根據「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北極白令項目科學能力發展協調員尤金妮婭·布拉吉娜（Eugenia Bragina）領導的一項研究，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貧困率飆升，導致駝鹿、野豬和棕熊的數量下降。
布拉吉娜博士在蘇聯長大，記得父母在蘇聯解體後幾個月都沒有收到工資。她說，這些物種「甚至沒有接近脆弱級別」。 尤其是野豬，本來數量很多，但在1991至1995年期間，驟減了約50%。她說：「在俄羅斯，我們字面意義上吃掉了一半的野豬。」
布拉吉娜博士說，這些發現表明，在烏克蘭戰爭造成糧食不安全的任何地方，甚至在實際發生戰鬥的地區之外，野生動物都可能面臨風險。
烏克蘭阿斯卡尼亞-諾瓦保護區內的一頭野牛。圖片來源：Oleksii Vasyliuk
烏克蘭生物學家瓦西柳克先生說，他沒有親耳聽到關於烏克蘭自然保護區偷獵的報告，但仍然對這些動物感到擔憂。他說，成群的食草動物——包括瀕臨滅絕的高鼻羚羊和普氏馬——在目前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的阿斯卡尼亞-諾瓦保護區內遊蕩。他補充說，保護區內的許多動物（其中還包括一個動物園）在冬季和早春需要人類的補充餵養。
瓦西柳克先生說，政府可能無法安全地將資金或物資運進被佔領地區的保護區，因此這些動物面臨饑餓的風險。他說，他的團隊一直在為保護區籌集資金，包括付錢給當地的穀物種植者，讓他們餵養保護區內的動物。
他還說，被佔領保護區內一些行政辦公室遭洗劫一空，許多工作人員也疏散走了。他的組織一直在努力為被佔領地區的工人提供食物、水和藥品，並説明流離失所的工人正尋找住房。 他說，自己團隊的一些成員已經成為難民。
戰爭也有機會成本，因為資金和優先事項會從保護自然轉向人類生存。威爾先生說：「我們傾向於關注直接的東西——大火和煙塵，或受損的石油基礎設施。但實際上，往往是環境治理的崩潰導致了殘酷的死亡，然後顯然也會導致持久的影響。」
庇護和重建
儘管戰爭會造成損害，但在個別情況下，人類衝突也可以為大自然提供一個保護傘。
最著名的例子是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 這是一條狹窄的帶狀土地，作為南北兩國之間的緩衝區。它完全禁止人類進入，由守衛、柵欄和地雷保護。 在沒有人的情況下，它為珍稀動植物提供了庇護，包括丹頂鶴、白枕鶴、亞洲黑熊和可能存在的西伯利亞虎。 （但地雷也會對大型陸地動物構成危險）。
在某些情況下，戰爭也會擾亂採掘業。 二戰期間，北海的商業捕魚幾乎完全停止，因為政府徵用了漁船、限制了捕魚活動並徵召漁民參加戰爭。 許多商業捕撈魚種數量因此出現反彈。
但收益可能是暫時的。在尼加拉瓜內戰的最初幾年，由於人類逃離遺棄了農場，該國大西洋沿岸的森林得以重新生長。但隨著戰爭結束居民返回，森林砍伐又重新開始。 科學家發現，後來砍伐的林地面積幾乎是戰爭初期重生林地的兩倍。
專家指出，這些發現說明迫切需要在衝突後立即考慮保護問題，因為在國家重建基礎設施和經濟的過程中，環境可能會受到威脅。
1987年，尼加拉瓜博薩瓦斯森林中的桑地諾人民軍士兵。圖片來源：Scott Wallace/Getty Images
莫三比克戈龍戈薩國家公園的非洲野狗。該物種於2018年重新引入該地區。 圖片來源：Jen Guyton/NPL/Minden Pictures
在烏克蘭可能也是如此。瓦西柳克先生說：「將在戰爭結束後開始的全方位的建設需要採集沙子、石頭和木材。這些活動可能會對環境造成進一步破壞。環保團體的主要作用，將是盡可能確保烏克蘭的恢復並不意味著對其自然的破壞。」
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衝突後的時期來加強環境保護，甚至將保護工作納入建立和平的進程，將有爭議的領土變成自然保護區。蓋諾博士說：「衝突後的環境退化會對已經很脆弱的人們造成進一步傷害，他們的生計和福祉都依賴於擁有健康的環境。」
復原是可能的。在莫三比克的戈龍戈薩國家公園，自200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展開密集的恢復專案，包括加強反盜獵巡邏，發展野生動物旅遊業，以及努力改善當地社區的經濟和食品安全。
包括豹子和野狗在內的頂級掠食者已重新引入。普林格博士是該專案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他說：「大型食草動物的數量正在恢復，並重新建立了對入侵植物物種的控制。我想說的是，戈龍戈薩是毀滅性衝突後生態恢復的世界旗艦模式。」
雖然恢復工作仍未完成，但該公園曾經的崩潰和正在進行的恢復工作展示了人類和生態福祉如何交織在一起。
普林格爾博士說：「當人們生活很好的時候，你就有最大的機會來確保生物多樣性的未來；如果人們遭受痛苦和掙扎，我認為那就是事情趨於崩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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