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對在今年6月再次遭到警察傳訊的社會主義者秋火的採訪。儘管秋火的政治立場不代表本網站及工國委（CWI），我們在他被傳訊不久之後就轉發了他對受到警察迫害的聲明，以示團結和聲援。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你這次被捕（準確說是被騷擾）的原因是什麼？
秋火：
今年6月10-17日我遭到了深圳警方的騷擾（派出所說是公安局國保大隊找我麻煩，但我被帶去派出所轉了一圈，卻沒見到國保的人）。直接原因是針對我5月底一篇談論應該爭取罷工合法化的博客文章。但是事情根源恐怕更複雜。
此前，尤其是5月份，深圳連續出現多宗老闆跑路和工人罷工遊行事件，在媒體、微博上引發關注和熱議，我在勞工網絡討論中多次提議工人組織起來，延伸談及“勞工三權”缺失的問題（指罷工權、集體談判權和組織工會權）。在微博上卻有一撥人表現得非常“激進左翼”——抨擊勞工權利寫入法律、甚至抨擊工人的合法鬥爭，抓著我不放，at一堆工界或左翼網友來歪曲污衊我，迫我解釋。其實早從4月份香港碼頭罷工期間（當時我也提議探討勞工三權），他們就開始試圖抨擊勞工三權的合法化。於是我在5月下旬寫了一些反擊文章，包括那篇談論罷工合法化的文。這撥網絡ID的為首者“攪屎棍”（這是他網名）在5月24日已經公開“預告”將要“關我一周”，到6月4日這個敏感日子時還專門寫了長篇大論批駁我談罷工合法化的文。考慮到5月以來工人鬥爭升溫、網絡輿論收緊和國內政見爭論的公開化，我猜想今年遲早“難免有一劫”。
警察都對你做了些什麼？你最近遭受新的警察騷擾了嗎？
在6月10日警方通過工廠管理層居然通知到管我的課長、組長、站長，要我提早下班去派出所駐廠警務室接受警察訊問。我感到事情非同尋常，當時就沒去，而是先通知勞工界的朋友，後者在網上發布了我被警方訊問的事以及我的回應態度，於是我得到網絡輿論的關注和支持，當天晚上我在工廠工友那裡過夜。次日我再去上班，站長就直接把我交到工廠保安手裡，後者帶我到派出所駐廠警務室，一名李姓警官帶我去派出所，叮囑我把談罷工權的文章從博客上刪了應該就沒事了，還特意強調說是國保找我，而不是派出所找我。但我去派出所待了一個小時，只是在“信息採集室”照相、錄指紋、抽血樣、簡單問了個人情況，那位李警官就又開車把我送回廠了，奇怪的是他告訴我國保的人來了看到我在警務室寫的自述覺得可以了（我只寫了一百來字），又走了。我始終沒看到自稱國保的人露面。
你在文章中提到特務，你能解釋一下警察是如何監視活躍分子的？
今天，全國被監控的對像如果說有數十萬或幾百萬，都可能低估了。如此龐大的被監控群體，假如全部都派人24小時定點跟踪，那實在太不划算也太蠢了。 （雖然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已經再次超過軍費達到6200億元人民幣，維穩機構也的確有很多愚蠢之處，但他們還是盡可能謀求更好的監控。）
國內網絡，包括QQ群，所有的電郵，博客，微博，論壇，社區，貼吧，人人網，都有眾所周知的自動監控和過濾系統（敏感詞屏蔽、自動刪帖或人工刪帖），還有數以十萬、百萬計的俗稱五毛的“網評員”，這些其實是最低級的監控方式，都交給一般的公安網監部門、甚至交給大量僱傭“網絡信息員”的“專業公司”來做。連了網的電腦當然是更容易被監控了，你隨便下載個軟件，都可能帶有木馬，你電腦上的一切文件包括你正在做什麼的屏幕畫面都可以被看到，別說公安就是一般的木馬設計者都可以做到這一點。手機監控這種也是非常基本的，手機關機了也沒用，就算把電池取掉，手機芯片也可以被激活。
對於被訊問或被捕過的活躍分子，他們在敏感的日子（如6月4日）或其他敏感政治活動期間派“社區幹部”到你家問候，出了事時就會進一步有人來談話，或要求當事人寫一些類似“檢討”的東西，好帶回去交差。
對於政治上持續比較活躍的人，他們先會試圖壓制，壓制不成，就想要對方配合他們的特務工作，提供政治活動圈內的信息，因人而異他們施以不同的計策，對於他們以為較為軟弱的人，可能會威逼利誘，對於他們覺得較為固執的人，則可能只做試探（我在2007年8月被試探過，當場嚴詞拒絕，強調這是不容談論的原則問題，公安以後再也沒提過）。當然，他們還有其他更為豐富多樣的對策，例如收買或招安。數年前，國安曾經試圖以1000萬元的無息借款收買一個流亡海外的自由派活躍分子，許諾給後者創辦企業、等企業盈利了再還款，卻被後者強硬拒絕還披露到網上，讓祖國十分丟臉。有過這種教訓，所以維穩機構有時是不動聲色地進行招安，例如通過一些人“引薦”你到大學任教，或收編到什麼光彩體面的文化機構工作。如果活躍分子在“體制內”工作（例如公檢法、行政事業單位、媒體等），那麼上級必定很快知道你過去的事並且更有效監控你，幾十年前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工人群眾憤怒衝擊的個人檔案系統，如今已發展得空前精密完備，幫助資本專制有效打壓“體制內”的抗議。
生活中，我也多次碰到過身邊有人談論政治敏感話題（例如在公交車上，在經常吃飯的小餐館裡），無非就是想讓我說些敏感的話題。
利用父母施壓是更嚴重也更卑鄙的手法，這通常是對父母是體制內職工的活躍分子的壓制方式。如果活躍分子的父母還在上班，就會找其父母的領導談話，使活躍分子的父母暫停工作接受調查，如果父母是黨員，還有一層黨政組織的壓力，包括迫使活躍分子的父母以黨員名義寫檢查書。
多數情況下公安不會把活躍分子往死裡整，既因為沒必要、且可能有一定的政治輿論風險，也因為大多數活躍分子所做的事並不根本威脅政權，他們能靠這些人“立功”以求升遷、賺錢。比如你在幾年裡都沒有“犯事”，那些負責監控你的公安干部說不定就以此作為自己的功績，向上邀功請賞。當然，這並不等於他們真的以為他們把你馴服了，他們還會關注你在“平靜”中的各種“異動”。
從以上遭遇可以帶給其他工運人士或活躍分子什麼樣的教訓或啟示？
任何一個想要參與政治活動、或者只是比較進步的社會運動的人，都必須明白被監控是必然的；甚至只是公開的異端思想，也可能被監控，我想這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美恐怕都是如此。
但是應該明白：被監控是有級別的，不是任何異議分子都會受到非常嚴厲的監控。更明白地說，監控的“等級”取決於你參與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文章），有過什麼影響。由於上網的人都是自媒體，網上說話（寫文章）也可以被看做公共行為，影響還更大、更直接，網絡名人受到的干預往往比社會活動分子受到的干預更多，被監控的等級也可能更高。
但是對於已經被公安多次談話、訊問、乃至被抓過仍然有活動的活躍分子，以及對於政治性的活躍團體（包括網絡團體）的負責人或積極分子而言，如果遭到更大迫害時沉默、妥協，就可能被公安視為軟弱，從而進一步被迫害。現在回想我6月份的遭遇，如果我不以強硬態度反擊，則可能正如“攪屎棍”在5月24日“預告”的要“關我一周”，甚至可能真如6月15日晚那些“工人特務”氣急敗壞對我發出的暴力威脅。強硬的反擊，包括把事情的全部細節在網上曝光。
最後我還想說，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不要輕易公開懷疑自己周圍的人或圈內人，因為這種懷疑很容易成為瓦解個人的人際關係、圈子或組織的毒素。原則上應該是：只有在不但指控證據非常確鑿，而且對方有嚴重侵害行為時，且已充分準備好反制辦法時，才應該公開揭露反擊。有時候，公安恰恰會無故釋放懷疑某某與公安有聯繫的信息，或者會通過某些慣於捉風捕影、偏聽偏信的人來散播這類流言，從而達到挑撥離間、干擾破壞、或者偵察各人心態以便抓住最適合安插楔子之處。當然，對於政治團體來說，應該研究公安的監控，設計一些反特、反監控的措施，支持一切反對特務、捍衛自由的鬥爭。
你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有什麼看法？
我想談三點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當代的中國工人運動一些最基本方面，比如它的目標、現狀和應有之義。
第一，中國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發展一系列工人民主的組織，從民主的工會，直到民主的工人權利組織。這看似一個左翼老生常談的問題，卻辯證貫穿了當前最重要的直接任務和根本任務。從直接任務的方面說，在我看來中國祇有雖然頻繁、但很分散的工人鬥爭，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即持續、有組織的、全國各地相互聯繫的工人鬥爭，直接來看就是缺乏复蓋大量工人的群眾組織。在許多歐美國家，是因為工會腐朽了，工人運動主力才轉向各種各樣的勞工NGO，但中國完全不同，現代中國的主流工會從來沒有成為過群眾運動的領導者，而且勞工NGO也只限於幾個人或十來人的小型組織，工人活動方面更是受到重重限制。
由於中國工人在遭受經濟壓迫時還同時深受專制壓迫，所以一旦能夠形成大規模的民主的工會，就很有可能自行超出一般工會的邏輯，發展出工人權力的萌芽來，這就像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和1956年匈牙利工人起義出現的委員會那樣。在1987-1989年的韓國也有類似情況，由於還在直接與專制軍警進行搏鬥，就是在一批大型工會剛剛誕生後不久，就被迫具有某種準工人權力的意味，在當時的韓國，那種準工人權力卻更多表現在街頭，似乎沒有人更自覺地想到設法把它從工會中獨立出來，變為全體勞動民眾的新政權，並號召全國工農保衛這個新政權。中國的工人運動有志者不但要能在將來吸取歷史上工運的教訓，而且現在就應該著重於工人群眾組織方面的研究和奮鬥。
第二，中國工人運動在2010年以來有兩個重大的轉變：爭取大幅度加薪的口號，標誌著防禦鬥爭向進攻鬥爭轉變；爭取改組工會的口號，標誌著從經濟鬥爭向政治鬥爭轉變。這兩大趨勢在以後幾年裡更加深了，但2012-2013年遇到了一些暫時的瓶頸：資本紛紛採取搬廠轉移的方式逃避對工人的補償金（這使得要求加薪的進攻又變成了防禦或反擊戰），同時，資產階級卻也對一部分積極抗爭的工人做了一定程度的物質退讓和補償（這多少遏制了群眾抗爭激化，也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工人組織形成，因為既然直接行動仍能使資方讓步，那麼工人就還是不會謀求更有效卻也風險較高的組織）。
但是我又說這些只是暫時的瓶頸，是因為幾個方面的事實都在擴張著這些瓶頸的空間：1/工人鬥爭的趨勢年年都在增強而沒有減弱（即使提高了收入的工人，並不一定更保守，反而可能更受鼓舞）；2/資產階級只是對部分抗爭工人有所物質退讓，但是更大範圍內，今年以來越來越多被資本甩掉的“老闆跑路工廠”的工人沒有得到分文補償，還有大多數工人的實際收入其實是停滯的，更有越來越多青年被捲入“勞務派遣工”“外包工”等“賤民”行列；3/經濟困境日益加劇，資本對工人的讓利空間越來越小，再加上尤其去年統治階層公開分裂以來，政治裂痕至今沒有彌合、還沒站穩腳跟的新當局卻更遭到左右兩邊的抨擊，統治階級早已不能照舊統治下去。
最近我專門撰文分析的一個現像是很值得重視的，那就是要求經濟補償的工人鬥爭並不都是“抵抗性質”的，近幾年有很多數千人的大罷工要求補償的金額超過了法定標準，這意味著潛在的巨大憤怒已經快要爆發出來，以及迅速增長的鬥爭覺悟。只是工運的瓶頸確實還存在著，工人經濟鬥爭中的內在矛盾和趨勢，暫時還只是被壓抑為潛在的革命動力。今天早已不拘泥法律框架而提出更高訴求的成千上萬工人，在不久將來的群眾運動爆發時期，將更快成為決定性的革命力量。
第三，對於中國工人運動來說，爭取民眾的一切基本自由權利——徹底的無條件的基本自由權利，應該自覺與核心目標即爭取工人民主權力緊緊捆綁起來。
這些看法不僅是根據我十年來遭到專制特務監控迫害所得來的仇恨以及為自己、也為他人的抗爭而得來經驗（從2006年頂著有關部門直接施壓持續聲援被關閉的毛派的中國工人網，2010年再次撰文支持中國工人網，到2013年初聲援自由派的南方周末），更是出於我所理解和堅持的革命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群眾活躍鬥爭並自發創造的工人民主，又須臾離不開言論、新聞、出版、結社、罷工、遊行集會等基本自由。政治自由與其說是工人民主的基礎，不如說是工人民主與群眾鬥爭的陽光、空氣和水分。沒有政治自由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會是一堆與群眾脫節的新官府衙門”（見我今年初支持南周事件的文）。
另一方面，爭取基本自由權利的鬥爭，能夠使工人運動與城鄉廣泛的民主運動有一個最好的連結點，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政治槓桿，使得有著最強大潛能和最徹底犧牲精神的工人階級成為整個民主運動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