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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十歲。
在這之前，我沒有看過坦克，也沒聽過槍火聲，懵懂的看着電視畫面火光紅紅只覺膽顫，拿槍殺的、大聲叫喊的、頭破血流的，都是黃皮膚的人，也就是說，屠城正在很近的地方發生着。當年，學校、街上、家裏的電視都放着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集會的畫面，及至後來，戒嚴、屠城，全港報章、媒體，不論左、中、右，都有報道。
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安定繁榮之際看到如是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同仇敵愾，各界以不同方式明志，有人義賣、有人致哀、有人讉責，總之就是人人都出一分力。那個年頭，資訊只靠媒體之間流通着，報紙、電台、電視，市民三者訊息都收，不放過任何一片訊息，換在當下，也就是facebook、instagram、twister盡是洗版圖文和hash tag。那個年頭，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全城上下想法一致——表逹傷痛和怒火、把從封閉國度裏的資訊廣傳開去、迫使中共承擔責任。當年大至維園、跑馬地、小至屋邨球場都有集會，市民紛紛上街，提平反的，一定多於年前反國教的十二萬，是真正的「香港憤怒了」式全城關注。
最近看到Bryan一連四篇對香港青年旅舍的文章，剛巧我就身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旅舍（名為「閣樓」“Attic”）當實習生，立即有所反思。香港人一直對台灣這個地方有一種情意結，除了是旅遊熱點，亦是（偽／藝）文青們朝拜的「聖地」。看到Bryan的文章後再與「閣樓」比較，便明白香港的青年旅舍不但在規劃方面欠佳，更反映出台灣對藝術與生活共存方面的確更勝一籌。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前身，為二戰時國民政府儲藏彈藥的地下碉堡與駐軍兵舍，後來在1960年代默許人民建屋居住。雖然現在已經改建為藝術村，但透過「聚落共生」的概念，融合於「寶藏家園」、「駐村計畫」與「青年會所」等計劃，成為「藝居共構」的活化方式。園區劃分為兩部份－下半部為老村民的居所﹑上半部則是藝術家駐村展覽﹑工作室﹑辦公室，以及我工作的地方－「閣樓」。對於我這些平凡的香港人來說，這絕對是一個新穎的概念。
六四屠殺即將渡過四份之一個世紀，不知從何時開始，在香港談六四，總是伴隨著各種爭議的聲音。由出自親共人士口裡，已經說了很多年的「六四冇死人」論，已至近年「本土派」的「中港區隔」論，甚麼不要悼念六四、放下大中華六四情意結，更有「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之說，叫人只需關心香港的「本土」民主運動。那種所謂的「大中華」與「本土」二元對立之爭論，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一點，可能是由於人的天性，抑或是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人們對外界事物的關注程度，一般來說，是與那件事物和自己的「距離」成反比例。即是說，人們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場所，然後再到社區、城市、行政區、省份、國家、大洲、地球和宇宙。所謂的「距離」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離，還可以是血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政治或經濟上的距離。
一個可以有多種身份，雖然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至遠出發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因為較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會影響到較近的事情，它們亦會互為影響。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中國內地的維權事件、美國9.11事件和馬航劫機事件。
圖為編輯所加
「在當今這個時代，如果有個獨裁者想要鞏固自己的權位，並不需要做出對新聞下達禁令這種顯而易見的暴政措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也毫不說明事件脈絡，同時新聞議程又不斷改變，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不時穿插凶殺案與電影明星花邊的聳動報導——這樣就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情勢的決心。」
這是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這本新書「新聞的騷動」（The News：A User’s Manuel ）中的一段──雖然台灣不是一個獨裁體制，但所有台灣人都會感到這段話彷彿正是為這個擱淺的島嶼所寫的。
如果一個外星人來到台灣，打開電視新聞十分鐘，你會懷疑這個國家的智力程度，你會覺得此地彷彿真無大事。
我們都知道台灣媒體問題的嚴重：八卦化、瑣碎化、娛樂化，黨派化，但很少去思考台灣媒體的蒼白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政治的惡質、公民精神的削弱、消費主義的支配，甚至對道德、價值與人性的扭曲。
「從來沒有人循序漸進地引導我們思考新聞媒體的非凡能力：新聞媒體不但能夠影響我們對現實的觀感，也能夠形塑我們的心靈狀態」。這正是狄波頓寫這書的本意。
活著的六四
——六四生者名單。
編：難民稻子
前言：
在我們悼念每一位甘願為我們赴死的人的同時，
我們亦必須顧看每一位正在為我們努力的人。
所以除了死難者名單，我們還要有生還者名單。
因為，唯有運動可以回應運動。
生者與死者同在。
生者與死者同在。
難民稻子
2014年6月3日凌晨
丁子霖
（53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支持天安門學生。）
（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六四」死難者家屬，收集死難者名單，尋訪支援死難者家庭，要求平反「六四運動」。）
李旺陽
（39歲，湖南邵陽市玻璃廠工人，以「邵陽市工自聯主席」身份支援「六四運動」。）
（六四屠殺後，舉辦死者追悼會，遭監禁13年，2001年與當地維權人士一起絕食抗議當局酷刑對待，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10年。2011年出獄後身體多處受傷，2012年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後遭當局殺人滅口。）
艾曉明
（36歲，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協助天安門學生）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2003年開始， 拍攝一系列有關中國女權狀況﹑基層民主﹑公民維權﹑愛滋病受害村﹑四川地震等等重要的民間紀錄片。）
梁曉燕
（27歲，北京外語大學教授，支援天安門學生）
（民間教育學者﹑任職民間教育中心﹑創辦《民間》雜誌﹑組織國內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
王力雄
早前因一時過癮即興而寫的三篇有關青年旅舍文章想不到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還因此而在fb上多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朋友：有尊敬的、有欣賞的，更有記者對這題材深感興趣而打算製作特輯，這陣子彷彿都為這事而忙過不停，如有稿費作為報酬那更好，哈哈，不過我做的已經足夠多，寫下來只是讓廣大讀者分享，知多一點點而已。
今次想講的是青旅一直在香港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大家若當個背包客也知道每到達一個地方時入住的青旅就意味著對當地的首個印象。相信大家入住的YHA必不會太差，我也不例外，除了在台灣住上一間差勁的外，之後同樣在台灣各大城市入住的經歷都是美好。畢竟人家不是一會獨大去管理，都是各自經營，偶有差異實屬正常，這情況普遍在世界很多YHA都是這樣吧。偏偏咱們香港一會獨大管理了四十一年最近才有兩間比較簇新的現代化旅舍外，其餘的就如一位讀者反映所說：枯木柳樹、陰風陣陣、氣氛肅穆，破舊外牆、光線灰暗，加上只得一人當值，感覺有如置身在精神病院內，詭異非常！
試問旅客若首次來港入住這等旅舍會有何感覺？就從赤徑旅舍的這個廁格內已經道出一切：燈光昏暗、油漆脫落、衛生惡劣等。這種六七十年代的徒置區的公廁式蹲廁間隔莫講遊客詑異，咱們也大吃一驚！今天的香港人還有多少會用蹲廁？那怕是環境惡劣的割房都早已經是坐廁，而這等旅舍共有四間，管理了四十一年一個廁所都如此管理不善，憑什麼去管理美荷樓呢！
編按：台灣學者曾建元早前接受支聯會邀請，到港出席六四研討會，竟被香港入境處拒絕入境，指他的台胞證已遭北京註銷，遣返台北。台灣公民記者廖育婉專訪了曾教授。
記者：入境處人員看見你的台胞證就被遣返嗎？
曾建元教授：到了香港機場排隊過關，排了一段時間輪到我了，他接過的的證件看了半天發現， 說有異狀，職員便抄寫電腦上的資料，然後跟我講說我的證件有點問題。在辦公室的入境處職員到櫃台來，把我帶到機場管制科的辦公室，裡頭還有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士，他們把我羈留在那裡。
記者：所以你在機場留一晚？
曾建元教授：我是三四點才離開，由一點半左右折騰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一直到三點半他們才替我安排住的地方。
記者：所以你一直都是在機場裡面？
曾建元教授：一直都是在機場裡面， 沒有到機場外，香港入境處職員表示要跟上級請示我這個個案要怎麼處理，另一方面又詢問我到香港得目的行程、預計要見的人等，大概做這方面的了解，這樣差不多搞了兩個小時。最後他們告訴我說，我確定被拒絕入境，我當下覺得好奇，我問是什麼原因，香港官員跟我說「原因不清楚」，我的台胞證已被註銷。
圖為編輯所加
今年「六四」廿五周年意義重大，不單中共越加色厲內荏，在國內濫捕濫囚；香港民主運動也走到關鍵時刻，北京與兒皇帝狼振英聯手，一方面殺氣騰騰向「佔中」步步進迫，另一方面籠絡溫和派，企圖拋下假普選這骨頭，扼殺港人漫長的民主運動。
面對此轉捩點，每一個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人，都要反躬自問：年年信誓旦旦繼承「八九」民運精神，今天，是時候將之化為行動的力量了﹗
「八九民運」在本地的移情作用
廿五年前，波瀾壯闊的北京學生民主運動，在香港引起極大迴響。幾次上百萬人的遊行集會，每天不斷自發往新華社（當時中共在港的官方機構）請願的大小遊行隊伍，由中環西裝友到的士司機，由學生團體到市民自發組織，萬眾一心支持「八九民運」。港人的投入和關注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爭取本土民主直選的「高山大會」，主流民主派（當時並無此稱呼）教協糾合上百民間團體，出席人數也不過萬。國內民主運動在香港一向備受忽視，即使本港市民劉山青在1981年因探訪國內民運人士家屬被拘重囚十年，本地社運組織也不吭一聲。誰也料不到89年遠在十萬八千里外的北京民運，竟掀起了香港自發群眾性民主運動的第一波﹗
老格拉沙死了，但他的兒女對曼聯的股權猶在。格拉沙家族入主曼聯，一度為球隊埋下7億英鎊鉅債，他們是怎樣變成曼聯球迷口中的吸血鬼的呢？一切便要由十年前費格遜爵士和兩位愛爾蘭大亨的故事開始說起。
從馬場到足球場的利益
費格遜和兩位賽馬大亨Magnier 和McManus，本來是馬場生意的合作伙伴，後來彼此的親密關係由馬場走進球場，兩人因此入股曼聯[1]。Magnier甚至不惜把國際名駒「直布羅陀之石」的一半股權送贈對方。但是在03年夏天，兩人為了該馬未來的配種收益分配而鬧上了法庭[2]。費格遜明知雙方和球會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但為了把2500萬鎊的收益爭到手，找來好友、首相貝理雅的心戰助手Alastair Campbell和資深大律師Colm Allen作為顧問，策劃法律和媒體攻勢，與對方對簿公堂。
由庭上、場外到場內的對決
兩位大亨統一陣線，使費格遜地位岌岌可危：
最近在網上看到黃洋達先生就六四集會更改場地的一段短片，唯內容有模糊及矛盾之處，也因關於場地一說鬧得塵土飛揚，故特撰拙文供大家討論。有關黃洋達的說法，可見：
整段片子重覆述說的要點是：把悼念六四的地點移至尖沙咀是對人不對事。那麼對人不對事的意思是甚麼呢，黃洋達所說的是不讓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領取道德光環，以防他們以到維園的人數作籌碼，去和中央密談政改出賣港人。
這個想法很令人摸不著頭腦。為甚麼到維園悼念六四死難者的人，忽然會成為支持政改假普選的籌碼？第一，如果民主黨和教協以維園的人數作為他們和中央密談的基礎，我相信絕大部份的港人亦會大力狠批，因為我們去維園是明明確確對殺人政權的反對，對死難者的追悼。不要經常說市民到維園是被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利用，這是對每年數以萬計市民的一種極大不尊重。二十多年始終如一，那真的能夠輕易說成利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