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十歲。

在這之前，我沒有看過坦克，也沒聽過槍火聲，懵懂的看着電視畫面火光紅紅只覺膽顫，拿槍殺的、大聲叫喊的、頭破血流的，都是黃皮膚的人，也就是說，屠城正在很近的地方發生着。當年，學校、街上、家裏的電視都放着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集會的畫面，及至後來，戒嚴、屠城，全港報章、媒體，不論左、中、右，都有報道。

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安定繁榮之際看到如是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同仇敵愾，各界以不同方式明志，有人義賣、有人致哀、有人讉責，總之就是人人都出一分力。那個年頭，資訊只靠媒體之間流通着，報紙、電台、電視，市民三者訊息都收，不放過任何一片訊息，換在當下，也就是facebook、instagram、twister盡是洗版圖文和hash tag。那個年頭，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全城上下想法一致——表逹傷痛和怒火、把從封閉國度裏的資訊廣傳開去、迫使中共承擔責任。當年大至維園、跑馬地、小至屋邨球場都有集會，市民紛紛上街，提平反的，一定多於年前反國教的十二萬，是真正的「香港憤怒了」式全城關注。

六四屠殺即將渡過四份之一個世紀，不知從何時開始，在香港談六四，總是伴隨著各種爭議的聲音。由出自親共人士口裡，已經說了很多年的「六四冇死人」論，已至近年「本土派」的「中港區隔」論，甚麼不要悼念六四、放下大中華六四情意結，更有「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之說，叫人只需關心香港的「本土」民主運動。那種所謂的「大中華」與「本土」二元對立之爭論，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一點，可能是由於人的天性，抑或是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人們對外界事物的關注程度，一般來說，是與那件事物和自己的「距離」成反比例。即是說，人們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場所，然後再到社區、城市、行政區、省份、國家、大洲、地球和宇宙。所謂的「距離」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離，還可以是血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政治或經濟上的距離。

一個可以有多種身份，雖然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至遠出發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因為較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會影響到較近的事情，它們亦會互為影響。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中國內地的維權事件、美國9.11事件和馬航劫機事件。

活著的六四
——六四生者名單。
編：難民稻子
前言：

在我們悼念每一位甘願為我們赴死的人的同時，
我們亦必須顧看每一位正在為我們努力的人。
所以除了死難者名單，我們還要有生還者名單。
因為，唯有運動可以回應運動。
生者與死者同在。
生者與死者同在。

難民稻子
2014年6月3日凌晨

丁子霖
（53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支持天安門學生。）
（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六四」死難者家屬，收集死難者名單，尋訪支援死難者家庭，要求平反「六四運動」。）

李旺陽
（39歲，湖南邵陽市玻璃廠工人，以「邵陽市工自聯主席」身份支援「六四運動」。）
（六四屠殺後，舉辦死者追悼會，遭監禁13年，2001年與當地維權人士一起絕食抗議當局酷刑對待，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10年。2011年出獄後身體多處受傷，2012年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後遭當局殺人滅口。）

艾曉明
（36歲，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協助天安門學生）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2003年開始， 拍攝一系列有關中國女權狀況﹑基層民主﹑公民維權﹑愛滋病受害村﹑四川地震等等重要的民間紀錄片。）

梁曉燕
（27歲，北京外語大學教授，支援天安門學生）
（民間教育學者﹑任職民間教育中心﹑創辦《民間》雜誌﹑組織國內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

王力雄

編按：台灣學者曾建元早前接受支聯會邀請，到港出席六四研討會，竟被香港入境處拒絕入境，指他的台胞證已遭北京註銷，遣返台北。台灣公民記者廖育婉專訪了曾教授。

記者：入境處人員看見你的台胞證就被遣返嗎？

曾建元教授：到了香港機場排隊過關，排了一段時間輪到我了，他接過的的證件看了半天發現， 說有異狀，職員便抄寫電腦上的資料，然後跟我講說我的證件有點問題。在辦公室的入境處職員到櫃台來，把我帶到機場管制科的辦公室，裡頭還有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士，他們把我羈留在那裡。

記者：所以你在機場留一晚？

曾建元教授：我是三四點才離開，由一點半左右折騰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一直到三點半他們才替我安排住的地方。

記者：所以你一直都是在機場裡面？

曾建元教授：一直都是在機場裡面， 沒有到機場外，香港入境處職員表示要跟上級請示我這個個案要怎麼處理，另一方面又詢問我到香港得目的行程、預計要見的人等，大概做這方面的了解，這樣差不多搞了兩個小時。最後他們告訴我說，我確定被拒絕入境，我當下覺得好奇，我問是什麼原因，香港官員跟我說「原因不清楚」，我的台胞證已被註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