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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早前投稿到明報但沒刊出，雖已過了一段時間，貼在這裡希望再拓闊一下討論)
馬傑偉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黃宇軒 李祖喬
馬傑偉教授早前在明報撰文， 以周秀娜與李小良在科大對談引來的廣泛徊響， 反省「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實踐， 認為其淺入深出、脫離了學科原來的精髓，加深雅俗鴻溝，甚至樹立了「廢噏」形象。從馬教授多年來對香港文化研究的貢獻，筆者絕不懷疑他此番批評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並對知識生產如何流向公眾有深刻的關懷；然而，如果以周李對談作為例子，反思「文化研究」這個學科的性質和實踐，「客觀效果」卻可能是，讓一些原本對這學科並不認識的人，有了更強的偏見。
身在學術社群的他怎可能不知道，長久以來，認為文化研究「淺入深出」、「亂用概念」的固有偏見，就如公眾對周秀娜的偏見一樣強？再一次覆述這種偏見，是否有助我們理解，何以李小良與科大的學術介入，與公眾期望形成了巨大落差？這種反省，除了夫子自道外，是否也只停留於學術界的自說自話？在此，筆者希望用我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處理問題時的兩種堅持，來說明對該事件思考，不應把我們帶向對學科本身的詰問，而是對「學術本土化」和「如何面向公眾」的反思。
不應把問題框定為學科實踐的問題
（回應施政報告「保育中環」系列．之一）
今年四月，為了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都市歴史地景」的國際論壇，去了一趟河內。我們一行人住在舊城區一間每人每晚收費折合八十港元的旅店，每晚吃完飯便施施然在街上遊蕩。河內舊城區內固然有店鋪販賣異國風情，但與之共存的是朝氣勃勃本土日常：咖啡館多如牛毛，每日每刻都有無數人坐在路邊的膠櫈上享受茶水和閑暇，是故舊城區雖租金不菲，但小店只賣茶和咖啡仍能經營下去；週五晚上，年輕人騎摩托車外出耍樂，好些住地下的家庭中門大開，在門前行人路鋪上薄布，架起炭爐，一伙人烤魷魚乾，每街飄香；如果想遠離喧鬧，可以到舊城中心的還劍湖，四周縱然車水馬龍，湖水依然波平如鏡。河內市有好幾個湖，每個環湖公園的設計都讓人能觸到湖水，當然也沒有在長椅上加兩個把手防止人們躺下，更遑論在湖邊（如果不是把湖填平）蓋滿屏風樓。我好喜歡看舊城區裏的電線桿，它們不很高，頂上是一大陀錯綜複雜的電纜，糾纏不清地往各個方向延伸。如果都市是個石屎森林，這是森林土生的樹。
明報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作者：何尚衡
年初知道政府落實西港島線時雖然很替西區的居民高興，因為交通便利了，他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但是我馬上就為此感到不安。自從政府把灣仔的利東街夷平後，市民的集體回憶失去了注腳，盛載着我童年回憶的地方也少了一處。幼時父親帶我到灣仔看玩具時，總會經過那裏。那時覺得那些店舖和西環的差不多，都是破破舊舊的，但卻往往找到在大型連鎖玩具店找不到的玩意，之後還可以到雙喜樓吃飯。但現在有的只是一些我買不起的「豪宅」，和只會在特別場合或時節才光顧的和昌大押餐廳。將來恐怕連讀大學時走過的地方，有着上世紀香港獨特風貌和氣質的西營盤、石塘咀和堅尼地城，也只能在相片中追憶。
用地下鐵路來「開發」一個地區，一向是香港的發展模式。鐵路貫通後，附近一帶的地價、樓價和租金必定會急升，人流也會増加，相信這即將在西區發生，也是不少當地居民多年來的心願。有了鐵路後，西區的老店老街不一定會消失，居民和租戶未必會遭到迫遷，市區重建局也沒有宣布在那裏會有什麼大型的重建項目。但最近看到的兩則新聞，使我不得不擔心這些情況極有可能發生。第一則是政府重申不復建居屋，並表示不會賤賣土地；第二則是中環蘇豪區將建潮流地標。這兩則新聞看似沒有多大關係，也似乎與西區的發展無關，但我卻預見會對西區的將來有很大影響。
中國大陸維權人士譚作人先生於今年3月28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留，並於7月遭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起訴書中提到「多次接受境內外媒體採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譭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最近，我們從獨立製片人艾曉明教授的文章得知，法庭上提及的境外媒體只有「香港電台」一家，艾教授為了把事情弄明白，曾嘗試接觸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要求他／她接受她訪問，把接觸採訪譚作人的始末告之公眾，可是，有關編導拒絕了艾教授的要求。
我們認為，記者需要盡力保護受訪者的安全。當受訪者因在訪問中發表的言論而遭檢控時，記者該把採訪接觸過程盡可能公開，協助受訪者得到一個公正的評價與審判。我們相信，這是合乎記者的專業倫理，也是新聞工作者向公眾負責的行為。
起訴書既然指控譚作人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詆譭黨及政府，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麼，媒體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當時的訪問性質與內容，讓公眾與法庭在充足的資訊下，作出合理的判斷。
我們這裡不打算猜度港台編導拒絕的理由，我們只想在此要求香港電台的編導，以及其他曾訪問譚作人的境外媒體工作者，告訴公眾採訪譚作人的前因後果及過程，以盡媒體的基本責任，為譚先生說句公道話。
獨立媒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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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連串美國投資銀行破產觸發的金融海嘯轉眼一年過去，坊間亦見不少回顧文章。惟細看之下，其重點竟多是從各國大灑金錢角度，從啟動內需角度去解讀，慶幸危機渡過了，好個大團圓。克魯明常被引用，可是引用的角度就是作為簡化的「新凱恩斯」主義者，以增加貨幣，增加財政投資作為重點。而這種角度在我看來，似乎並未真的觸及金融海嘯教訓的核心。
奧巴馬今年當上美國總統，背後有賴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分別是史迪格里玆和克魯明。他們的經濟政治評論，對布殊治下的經濟問題作出尖銳批評，指出從稅制到教育到醫療到國防外交，布殊政策無不使美國經濟墮進深淵。他們推舉奧巴馬，就是要從這整套錯誤政策拉回，讓美國經濟不致於萬劫不復。那麼，布殊政策出了甚麼問題呢？我嘗試用「忽悠」Economy 一詞作為問題的一個歸納。
若有看內地報刊的朋友，大概對「忽悠」一詞不陌生，其意思就是「折騰」。比如回顧中共當政六十年，前三十年就是不斷搞運動把人民「忽悠」；後三十年為何經濟起飛？就是政府少了點把人民「忽悠」。跟廣東話的「玩謝」、「老點」有點似。有人更把這詞聯上莊子的《應帝王》篇，當中混沌被鑿七竅而死，負責鑿竅的兩名好事之徒的名字是「忽」和「倏」，取其音轉化便成「忽悠」了，折騰意義一貫。
四川維權者譚作人，被四川政府指控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豆腐渣校舍等敏感問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書指明是香港電臺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內地著名維權學者，早前來港採訪香港記者/制片人（相信是香港電臺）講述譚作人接受采訪的經過，但被對方拒絕。從文章里面看到，她應該非常生氣：
譯按：這是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最詳盡的一篇綜合報道，嶺大何濼生教授的觀點清晰有力，中大蘇偉文教授更點中了問題的核心：他坦白地點出高鐵要回本每程票價要二千大元﹝現在收一百八十元是大量補貼以趕絕直巴和直通車﹞，他坦白地點出政府的經濟效益評估吹水唔抹嘴，他更坦白地說如果唔係吹水唔抹嘴，又怎能令香港市民「落搭」！不顧事實、埋沒理性，為的就是一個「夢」──香港實在愈來愈瘋狂。敬希廣傳，共同刺破六百五十億高鐵泡泡。同場加映〈樹仁透視〉菜園村報道。
記者：CHLOE LAI 翻譯：迪
成本六百五十二億港元的新跨境鐵路每程票價只需一百八十元，對一個經常往來於廣州和香港的人來說可能是極好的消息。新鐵路的票價較現有九廣直通車﹝被批評為又臭又髒﹞還平宜十港元，就算廣州總站離市中心有四十五分鐘車程，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不管政府如何吹噓連接國內高速鐵路網絡的好處﹝政府指高鐵的價值不能以錢來衡量﹞，若果仔細地檢視計劃，就會引伸出很多問題，特別是計劃對於社會的得益是否與付出的公帑相稱，以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受惠。
為了有所參照，嶺南大學經濟學教授何濼生替我們計算了這條高全球最貴的高速鐵路到底「有多昂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