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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舉行的國際足協頒獎典禮，萬眾矚目的當然是金球獎(FIFA Ballon d’or)花落誰家。最終C朗拿度以絕佳的個人表現，力壓受傷患困擾的美斯，以及挾著三冠王美譽的列貝利，成為2013年度的金球獎得主。
或許普斯卡斯獎（FIFA Puskas Award)，亦即年度最佳入球的最終得主亦會得到球迷的關注，伊巴謙莫域的世紀倒掛亦可謂眾望所歸，奪冠而回。甚至最佳教練這個得主呼之欲出的獎項，亦有球迷關心軒歴基斯會否大熱倒灶。可是，卻又有誰留意，眾多年度至高榮譽之中，有一個不太受球迷關心的獎項，但這個獎項，可能是得獎者繼續前進的最大鼓舞。
2013年度國際足協公平競技獎（FIFA Fair Play Award)得主 ﹣ 阿富汗足球總會。
施政報告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在扶貧路上算是走對一步，也是社會各界爭取多年的成果。然而新建議在過去一天未獲輿論普遍支持，背後不止是找了個怎麼樣的新聞主任的公關問題，而是涉及政府如何理解貧窮人口的處境。只看到窮，便只會派錢；看到後面的社會脈絡，才能避免頭痛醫頭的公共政策。
低津建議一出，首個被批的理由是新移民也能申請，各式各樣「養懶人」的指控一擁而出。這些批評其實相當「無厘頭」，因為低津的名字就已經說明是要「在職家庭」才有資格，可以說是為鼓勵申請人努力工作而設，沒有帶薪工作就不能申請，理應相當符合持「貢獻論」者的脾胃。既然如此，低津還是引來此等批評，可見不少港人對新移民已有強烈情緒，任何相關的政策不論內容也會自動引來劣評。
此等情緒氛圍對於新移民脫貧固然沒有好處。一個社群要融入社會要雙方支持，既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會的接納。然而社會接納並不是多講幾句關懷和理解就能促進，還要政府政策本身的修正。例如政府緊抱《基本法》第22條，不肯爭取單程證審批權，就是陷新移民於不義。實情是《基本法》並沒有阻止香港政府和內地主管部門共同審批，優才計分制就是一例。對於某些單程證的申請資格，例如內地無依老人投靠在港子女這一項，既然說明是「投靠」，對申請人作某種資格審查也是合情合理。香港政府連這點也不做，間接加深了社會對新移民的敵視，協助其脫貧豈不事倍功半？
作者：溫斯頓 S.
仲記得元旦遊行嘅時侯民陣佈稱有十二萬人上街爭取自由，但係根據統計只有六萬多嘅人走上去網上投票。點解會相差咁遠？原因就當然有好多啦……不過呢，最大嘅矛盾在於一樣好重要嘅元素，筆者係呢到用一個詞嚟形容—Generation gap。
香港社會係咪好少人講政治呢或者唔關心政治呢？其實都唔係嘅，好多人的確係政治冷感，但係亦好多人都喺網上鬧爆政府或者一班建制派。網上媒體嘅興起就證明咗多咗人去留意香港政治。
但係……我諗呢次少數嘅投票數字證實咗投票online嘅隱憂。畢竟網上媒體嘅觀眾好多都係年紀比較輕嘅一輩，大家會用好多時間係唔同嘅社交或者娛樂網站。但係社會嘅其他階層呢？筆者我唔系話其他年齡層唔上網或者唔識上網，而係說明習慣上嘅分歧。係年輕一輩嘅意識入面，要知道網上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現實，所以我哋嘅生活方式大多數會同網絡世界有好大嘅聯繫。但係對於年紀稍為大的人，佢哋唔系話唔投入，而係意識層面上唔習慣下下都上網做晒所有嘢。
晚上，約110名明報編輯部員工手持《明報》報道，在明報工業中心地下默站5分半鐘，象徵明報人在過去55年來的耕耘，期望今後可持之以恆。
《明報》老闆張曉卿今日(2014年1月20日)發出通告，宣布《明報》編務總監張健波兼任《明報》總編輯。據員工關注組表示，該安排是維持至鍾天祥先生上任總編輯為止，張健波只會兼任兩周至三個月，屬短期安排。
《明報》管理層沒聆聽或回應編輯部員工的憂慮，單方面決定並強行作出上述安排，明報舊生會對此極度遺憾，深表擔憂《明報》能否維持編輯自主。管理層此舉不單自毁長城，更為全香港新聞自由敲響喪鐘。《明報》舊生會對於管理層無視員工、專欄作家、讀者、公眾的憂慮，一意孤行，表示非常遺憾。
另外，就近期《明報》加拿大版，在沒有合理原因，沒事先知會作者的情況下，抽起部分評論《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的專欄文章，此舉已是破壞新聞自由，而編務董事呂家明至今尚未解釋此等舉動的原因，更遑論向作者及讀者道歉。明報舊生會非常憂慮同樣情況將會陸續發生，干預言論自由，促請《明報》管理層盡快解釋。
明報舊生會支持明報員工關注組提出的「四點要求」，並有以下「三點建議」：
1. 要求管理層拿出方法重建員工及外界對明報的信心。
根據報導，最⼤的藏傳佛教學院喇榮五明佛學院在2014年1⽉月9日發⽣生⼤火。五明佛學院在1980年建立，1997年註冊，容納數以萬計的僧尼。在幾天之後的1⽉11日,在雲南省迪慶州⾹格里拉縣的獨克宗古城發生了另⼀起嚴重⽕火災。這場⽕災毀掉了三分之二的房屋和文物。這並不是兩起獨立事件；它們代表了境內⼈民的聲音被扼住，而長久以來的西藏文化根源被蓄意摧毀。這兩場⼤火無聲而殘暴地劫掠了西藏古物和遺址。
根據2013年的人權報告，在西藏的政治犯數已攀升至988人。整個藏區目前有六百萬人，而其中就有近千人是政治犯。中國政府對西藏大的打壓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宗教上的。現在藏區大約有千所寺院，但中國政府派了六千多個⼈員待在寺院裡。他們甚至要求要在寺院中建立中國共產黨黨部。他們也強迫寺廟要懸掛五星旗、擺中國領導⼈的肖像、還給僧⼈進行所謂的「愛國教育」。我曾聽⼈批評藏⼈自焚。自2008以來，許多藏⼈因為人權被侵犯、環境被破壞、文化和宗教被滅絕而進行過各種絕⻝抗議和和平⽰威。這些行動⼜何曾受過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建設性的回應？
四省藏區（包括青海、四川、甘肅、雲南）除雲南，其它三省藏人自焚情況都較為嚴重。自2009年致今致焚數字以高達一百二十九人。
圖片來自蘋果日報
八方嘅讀者都知道我好唔鐘意白鴿黨嘅大佬政治，尤其係佢上次政改黑箱作業，八方都憤然食燒鴿。再加上呢輪特首篩選，呢個黨又放風話不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大有可能俾佢跣多鑊。
不過，見到人稱蔡狗嘅老鴿蔡耀昌，因為所屬組織支持司法覆核新移民綜緩嘅問題，俾人圍攻。八方見此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話說蔡狗上星期五開記招，話因為綜緩案屢遭恐嚇，已報案處理。八方睇到報導，到蔡狗嘅面書一遊，成百幾人接力辱罵，並人肉搜尋，其實真係好離譜。
嘅然事件已經報案，本來八方都唔諗住寫，但係卻見到網上好多扭曲事件嘅評論。譬如話一個叫「正政唯識」嘅面書頁，就幫蔡狗整咗張圖，半點唔提佢屋企人受到騷擾，大意指蔡報警係因為有人叫佢「落地獄」：
一直以來，香港都以奉行「自由經濟」自豪。無論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或是民間團體提出的任何建議，只要被批評為「有違自由經濟原則」，便幾乎無需再作討論便自動被判死刑。不少人沾沾自喜的是，自由經濟主義大師佛利民曾多次訪問香港，並曾稱讚香港是全球最能貫徹經濟自由的地方，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典範。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看。第一個是自由經濟的基石：自由市場。按照經濟學的理論，自由市場的核心是「完全競爭」。什麼是完全競爭？那便是任何行業都有無數個供應者和消費者，因此任何時候也沒有人能夠影響由「供、求關係」所決定的均衡價格。此外，任何人也可隨意選擇加入或退出任何行業。而更重要的，是供應者和消費者都掌握著完全的市場信息，也可對這些信息作出完備的分析和準確計算，因此永遠都可以作出最明智的選擇。
無論從金融、地產、電訊、電視到超級市場，不用多說大家也可看出，香港的所謂自由經濟，離理論實在有多遠。好了，讓我們以第二個角度看看，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各個領域，是否都已付託給市場，從而達到效益最大化呢？
文：鄭子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主動表示高度關注印傭疑被虐事件，已接觸保安局。他指警方已聯繫國際刑警，並盡快派警員前往印尼為涉事印傭錄取口供，勞工處也會向印尼駐港領事館及有關的中介公司了解，港府有責任保護30萬名外傭。
家庭傭工每天與我們共處，若僱主對他們施虐，而他們決定啞不作聲，並足不出門的話，身邊的人很難會發現她的傷痕，而家庭傭工為了保住飯碗，每月寄錢回鄉供養家庭。
即時他們被旁人發現傷痕纍纍，他們也會默不作聲。明白，香港人壓力大，而並不是每一位家庭傭工也這麼聰穎，明白你囑咐她們完成的家庭大小雜務，有時也會讓妳有點氣憤，但暴力絕對不是一個讓她們順服，並且讓僱主宣洩情緒的方法。
縱使僱主沒有虐待家庭傭工，但他們的工作環境及日常生活的友善安排，亦值得我們推行。政府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部分措施應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內。
對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其實可包括靈活的工作安排，在不違反僱傭合約的原則下，給予員工及其家人醫療保障及提供數天特別假期，例如生日假及特別事假等。
若家中的僱主能推行有關措施，在她們每天工作及日常生活的環境，作出友善安排，讓他們盡心盡力，為家庭分擔貢獻，傭工的身心健康及工作表現定會有所提升。
圖：團體在上週六自行前往西貢尋找「被搬家」的牛隻
編按：漁護署在未有任何諮詢情況下，暗中將大嶼山及西貢的牛隻對調，理由為「避免牛隻衝出馬路」。牛隻不適應陌生的生活環境，部份牛隻消瘦至見骨。團體昨召開記招，呼籲市民下載 Trailwatch 的 App，協助尋找被搬遷的牛隻，另一方面團體要求漁護署立即將牛隻遷回原居民地，非牟利獸醫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亦考慮向獸醫管理局投訴。下為團體的新聞稿，早前的報導見《漁護署反口偷調大嶼山西貢牛隻 棄病牛於野疑虐畜》，題為編輯所擬。
自2013年11月起，漁護署在未徵詢相關團體同意，未向公眾交待的情況下，暗中試行社區牛隻遷移計劃，將29頭原本居住在西貢市中心村落的原住牛遷移至大嶼山，另將大嶼山21頭原住牛遷移至西貢，共五十頭社區牛受影響，生死未卜。
作者：蘇瑞軫
在發放免費電視牌照一役，香港人看似對政治有多一層的關心，部分港人開始反思電視霸權的價值。我們抵制TVB，參與集會，於台慶日關上電視去表達自己的聲音。但這個在四方盒子內的政治醒覺又是否代表一個真正和完全的政治醒覺呢？
在港視面對不獲發牌的事情之時，有一位名為李飛的人來港，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他來港的原因是就政改表達中央的立場。當中的言論和措辭都反映了中央政府對公民提名有所保留，甚至反對。這件事，是一個名正言順，打著「政治」旗號的政治事件。在香港，市民無法親身參與現今所行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行政長官選舉對港人而言就是一個小圈子選舉。中央政府始終都不願意下放權力予香港市民進行普選。但又有多少人對此感到強烈不滿？又有多少香港市民會到政總、中聯辦和港澳辦就些提出控訴？
事實顯而易見，不多！
回想電視牌照事件，香港人的反應熱烈得多。港人到政總集會、關電視，大家對此興致勃勃，勢要取回一個公道。看到此，原以為官逼民反，梁先生已一舉令港人明白政治和自己息息相關，可是大家所看到的，是生活中的政治，面對在政治內的政治，港人似乎還未完全醒覺。要知道政改關乎著香港人的政治權利，而普選正正就捍衛了香港人的政治選擇上的自由。這可是一件對港人舉足輕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