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崎井

「兩億大餅」萬眾矚目，「文創界」視它為仙丹靈藥，只要有了這筆錢就能「持續發展」，全城文創熱。但誰在決定誰能得到補助誰不能？是誰默許這些人擁有至高的權力去選擇什麼是文化創意？文創是否大眾所必需的？有人說在社會還沒有一個共識時，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搞些虛無的東西──雖然澳門稅收制度極寛鬆──補助一些或許只有中產會買單的項目？

無奈地，本地的文化創作導向，都很習慣躲在政府或政權背後。

先看看世界，設計或藝術品愈偉大，愈與政府無關，甚至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文化創意的價值，與道德觀很相似，重要的內涵或價值觀通常很武斷，每個人心中的那道尺都不能勉強接受誰的對錯或美醜；但當文化創意打着商業掛帥的旗幟，創作人 / 藝術家就不怕有意無意被剝奪創作的自主權？文創的推手是創意，創意是想像力的實踐，為什麼（憑什麼）要由政府或者是文化官僚告訴你，你的項目賺大錢很值得被扶持，由小圈子的文化評審來選擇你們的文化認可，誰允許公共資源花落誰家？「國家機器的介入，將會傷害藝術文化的本質」，有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

「在當今這個時代，如果有個獨裁者想要鞏固自己的權位，並不需要做出對新聞下達禁令這種顯而易見的暴政措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也毫不說明事件脈絡，同時新聞議程又不斷改變，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不時穿插兇殺案與電影明星花邊的聳動報導──這樣就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的決心。」

這是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今年出版新書《新聞的騷動》（The News：A User’s Manuel ）中的一段──雖然台灣不是一個獨裁體制，但這段話所有台灣人都會感到彷彿正是這個擱淺的島嶼所寫的。

我們都知道台灣媒體問題的嚴重：八卦化、瑣碎化、娛樂化，黨派化，但卻沒有真正重視台灣媒體的蒼白對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政治的惡質、公民精神的削弱、消費主義的支配，甚至對道德、價值與人性的扭曲。

狄波頓指出，我們對政治與政策或者國際新聞缺乏興趣，主要是因為新聞機構沒有讓這些事情和我們產生意義的關聯。他說：「當今這個時代已經不缺可靠的事實。重點不在於我們需要更多事實，而是我們不曉得該怎麼處理我們已經擁有的事實。」

停留在碎片化訊息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決心擴建三個堆填區及興建焚化爐，更在建制議員支持下將四個不同計劃綁在一起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范國威議員更爆出工務小組主席盧偉國以 Whatsapp 「吹雞」，要建制派都出席支持。4月16日的工務小組會議，「三堆一爐」月因陳偉業及范國威議員臨時提出修訂動議而暫時未能通過，本月7日再議。政府一直表示民意支持「三堆一爐」，然而民意何來？獨媒跟進調查，發現最近一次發佈的支持民調，由一個「環保團體」世界綠色組織提出，調查方法問題多多，似是為政府鳴鑼開道。

圖：學聯及學民思潮

普選當然重要，但是，提名權被操控的普選，不是人民需要的普選。打破提名權被操控，在於人人皆有平等提名權，這是「公民提名」最值得爭取的原因。

爭取公民提名的策略當然可以百花齊放，但《蘋果日報》2014年5月6日的一篇報道中提及的由余若薇表態是否參與的策略，卻教人莫名其妙。該報道說，「有激進泛民中人」稱，若余若薇表態參選特首，可令市民更齊心爭取「無篩選提名的普選」，甚至由她「領軍爭取公民提名，全面爭取入閘」，但若她不選，「激進泛民」「更可力爭公民提名，因為就算政改拉倒，市民也可能覺得沒太大損失。」

這種觀點把爭取平等的普選制度和泛民中人爭取參選混為一談，並不可取。爭取了平等的制度，人人皆可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方為上策；但反過來說，即使有泛民中人可以參選了，但如果制度仍不平等，則是否我們就可接受，認可為我們的普選制度？

答案當然是「不」，因為是否容讓泛民某一人參選，有著太多權宜、博奕、計算甚至交易，屬人治而非法治，並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所喜聞樂見。著眼於平等的制度，方是社會長治久安之策。

再說，余若薇表態參選，是否表示有更大機會爭取到公民提名呢？當然，余若薇的民望，有目共睹，不必懷疑，那麼，為甚麼不是由她領軍爭取公民提名呢？難道她表態參選了，建制派及中央政府就會向公民提名大開綠燈了嗎？這會否太異想天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