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搬家，室友念設計。他告訴我，他的思考方式是計減數，把多餘的部份減掉，去蕪存菁，就是好設計。於是，我們約百多呎的客廳幾乎什麼都沒有，幾張桌椅靠邊，長長的L型開於式廚房吧台，只放了一卷廁紙。我想運用同樣概念，思考香港。

在獨立媒體看到波濤洶湧的「反高鐵」運動，立場上我當然支持，不過我有反建議：乾脆把六百多億分給香港市民。每人分一萬元，多好。若果不喜歡平分的方式，那就按照課稅收入來分，收入越低的分越多，正好拉近一點貧富懸殊。不然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由投普選改為投「要建高鐵，抑或要分錢？」許多人口若懸河唱好高鐵，改善長遠香港經濟發展如何那個；但分錢則即時改善香港人經濟狀況。我大膽推斷，九成九本來支持建高鐵的市民，即時轉軚轉到飄移。

香港人不是一向以「精」出名的嗎？怎麼到現在還汲取不到「大型建設帶動經濟發展」這金光跌錢黨式騙術的教訓？建廸士尼，帶動本港經濟，好！增加就業機會，好好！吸引內地遊客，好好好！香港有希望了。結果呢？好－－大單騙案，錢我們出（二百五十五億），股份人家分。成了寃大頭，每年以億元計虧損不特止（單是08年就蝕了十五億！），迪士尼這邊廂信誓旦旦從一而終，錢一到手就露出奸相，劈腿到上海。英明的香港政府和尊貴的議員們，還要通過繼續注資，如填無底潭（迪士尼估計2044／45年收支平衡，死未？）。

前陣子，張炳良在一篇文章中說，香港人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抱着「不變」來應對變化。如果張炳良是對的，這可能是澳門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在回到祖國的旅途上，澳門人有什麼「不變」的過去可以守護着呢？沒有，儘管《中葡聯合聲明》一樣也有「不變」二字，但這兩個字背後的空洞，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回望，看得更清楚。「澳門街」的身分，仿如一個無法為自己解說的啞孩子，當然，即使能說，也好像沒有人願意聆聽。

回歸前望變多於不變

回歸前的澳門人期望「變」，多於「不變」。那段黑幫暴力仇殺日子，大家只想早點過去。坊間當時有一個無法確證的說法：好些江湖中人覺得，回歸後是另一個世界，恩怨情仇最好在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算清楚。回歸前幾天，街上竟然有被棄置的槍械與利器，棄械投降，迎接未來。

葡萄牙人留下來的東西呢？澳門沒有彭定康，也沒有半個衛奕信、尤德，更不要說麥理浩了。回歸前，許多人在猜，究竟葡萄牙人會留下多少儲備或債務？不出所料，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還鬧出連歐洲人也覺面目無光的醜聞，他私下撥走了五千萬公帑到自己名下的基金會。至於回歸前葡澳政府花大錢修復的歐式歴史建築，以及不斷興建的標誌中葡友誼雕塑，華人社會只覺得是乘回歸的「刮籠」之舉。今天，香港人羡慕澳門的文化保育，澳門人自豪地笑了，但笑容背後有抹不去的種種歷史反諷。

明天便是立法會財委會就高鐵撥款，進行審議的日子。正如阿藹上周在「編輯室周記」中所提到，一如以往碰上社會上的重大事件（例如05年的反世貿、06年的天星運動、07年的皇后運動），獨媒編輯室又因為高鐵亂作一團。

這是什麼？這是「第二次殖民」啊！
由於身在彼邦，最近1129與1203的反高鐵動員，都無法親身參與。然而，隔著一個大海，除了感受到那股跟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社會運動有點不同的情緒和氣氛外，我真切感受到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運動的幅員廣闊。事實上，反高鐵運動所悠關的，已不再單單是菜園村的生死，而是百年殖民的「業」。智良說得很好，回歸的十二年來：

「一直進行著的，或許可以叫做『第二次殖民』，與前朝殖民者勾結、附庸管治的利益集團，承襲了經歷一百多年殖民時期沿革變遷、深化細緻的管治架構、權力、利益架構，做一點很有中國特色的改良修正（譬如成立『臨時立法會』、要求『人大釋法』、『專家說三道四』那種），再一次、進一步、更徹底、最赤裸的向另一個宗主出賣生活在此處的人所產出、所有的一切，以『政治忠誠』交換分治香港的代理權。

迪按：十二月十八日下午，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保皇議員又來忤逆民意，打算做舉手機器通過669億廣深港高鐵撥款。「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分別發起「1218請假包圍立法會」行動，號召市民在會議期間來到立法會門外聚集，阻止保皇議員出賣香港。當日是星期五工作天，市民要來集會，很多都得先放下手上的工作，儘管這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付出，但若果我們只視自己為一個個孤立的人，要自發地突破日常生活的秩序，亦非易事。身為先行者，我們需要多走一步，拉身邊的人一把，讓動員的力量在這幾天內盡可能壯大，同時讓市民更認識行動的理念。朝着這個方向，香港寫作界的朋友為市民擬了下面幾封請假信範本，提出了1218行動的豐富意義，歡迎廣傳給有需要請假出席的朋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