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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曉陽
近月，「誰是共產黨員？」這個遊戲非常火熱，先是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的《我和香港地下黨》一書出版，加上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懷疑是地下黨員，一時間，這個猜謎遊戲甚囂塵上。然而，追溯歷史，這個「誰是黨員」的疑問，早已存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左派陣營內部。事實上，共產黨最早有組織和規模介入香港社會事務的渠道，不是學友社，也不是業餘音樂研究社，而是工聯會。本文訪問了早在50年代初已經直接參與工聯會工作的周奕，周奕先後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著作，提供研究左派在香港活動的史料。訪問主要圍繞著早年工聯會內地下黨的運作及所謂的內部「潛規則」問題。而當提到「黨員地面化」，這位老左派則斷言：「弊大於利！」
工聯會於1948年成立，它的組成大部分來自二戰期間的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二戰結束後，這些游擊隊回到香港，參與籌組工聯會。
文：阿藹
特首選舉爆出了一個梁振英，揭開了中聯辦治港的序幕。
回歸以來，政界一直在說哪個新創辦的功能團體是中聯辦背後支持的，用來種功能組別選舉的票；近年，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全國各地的同鄉會，開始免費安排、甚至貼錢送國內工作和退休港人回港投票選，今年立法會選舉，一場又一場的種票風雲浮上水面 。
此外，政界裡更盛傳西環掌控及積極製造一些重點人物的「醜聞」，在必要時會搬出來作為政治威嚇，譬如說，大律師李志喜為外傭爭取申請居港權的權利，被描述為公民黨的集體決定，再由中聯辦操控的地區團體，在區議會選舉前演出一幕抹黑公民黨的大戲。就連民建聯的曾鈺成，在考慮出選特首時，亦被威嚇要把他參與六七暴動，以及在當中學校長時的賬目揭出來，要他名譽掃地。
面對著這局面，即時的反應難免是要盯著治港班子的政治背景，把地上和地下黨人揪出。輿論對特首辦助理陳冉共青團背景的激烈反應，也可以說是一種反彈。
然而，除了「揭底牌」式的反應外，大家可以如何更有組織地抵制、拒抗西環治港的局面？這是今年獨媒六四特刊希望回應的問題。
6月1日下午開始，Facebook陸續傳出消息，一個個活躍社運界的朋友在臉書中被消失。包括政治漫畫家 Cuson Lo、郭家、長毛梁國雄、李偉儀、Willis Ho及Benson Tsang等等。
有網民批評，此舉是夕陽政府打壓公民社會言論自由，還高呼Facebook霸權可恥！究竟Facebook的舉報機制有什麼問題呢?
前兩日，有網友問八方，點解民主黨同公民黨係版權問題到咁「摺」，湯家驊搞到出黎做晒醜人。八方為此四出打聽，版權呢單野牽涉嘅利益實在太大，唔單止版權持有人日日向立法會議員施壓，原來連美國政府都出埋聲叫香港政府快啲過，如果唔係，香港做唔到數碼科技中心。但群情兇湧，立法會選舉將至，連建制大黨都話可以慢慢過，搞到幾大版權持有人協會要放軟態度，唔反對豁免政治諷 (惡搞﹣satire) 的刑責嘅修訂。
其實呢次版修訂，主要係抄美國嘅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最大嘅目的係俾荷里活、SONY、EMI等電影音樂版權商能享有未來所有科技傳送的權利 (technology neutral communication rights)，所以最大的游說力量來自呢啲版權持有人代理，而佢地唔理政府會唔會用呢個條例來打壓網民，總之利益最緊要。上年七月，當網民係立法會要求豁免政治諷刺作品嘅刑事責任，佢地嘅代表聲大大反對，仲話：「若果改咗首歌搞到入唔到大陸市場點算？」
支聯會在過去的星期日，舉行「愛國民主大遊行」，由維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支聯會估計有二千一百人參與。而遊行結束後，四五行動及社民連一行數十人，抬著一副木製棺材到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示威。
近年，有不少人對支聯會舉辦的「六四遊行」終點在政府總部存有疑問，到底當中因由是如何呢？為何四五行動每年都堅持每年都要到中國外交部駐港機構示威呢？
月前八方睇報紙，見到話支聯會「一致」通過決議，唔俾民間團體再係六四晚會當日既天后維園入口擺檔，話阻住人流出入云云，不過支聯會自己就可以繼續擺。唔少社運人在網上鬧爆，話支聯會霸道。有支聯會成員就話係大會通過，民間團體唔去開會係佢地既責任，又話佢地依然可以去銅鑼灣噴水池、糖街入口或者場外擺檔。
Facebook 上市，市值超過一千億美元，創辦人朱克伯格成為IT界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業內很多人都愛問，香港何時出個朱克伯格，何時出個 Bill Gates，何時出個馬雲，我敢說一句，永遠不會！原因嗎？香港病了，香港人給一塊喚作「好夢」的磚頭砸瘋了。
早前看了兩條討論房屋問題的記錄片（註1），片中訪問了幾位青年精英，當中有做地產經紀的港大病理碩士，有年青牙醫，有大學助教，被問及有何理想時，幾位都不約而同答：「買樓收租。」這個答案對我們來說當然沒有麼特別，甚至家母亦說買樓收租是社會共識核心價值，後生仔真識諗云云。然而真是沒問題嗎？眼前的是社會千挑萬選訓練出來的精英，放諸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對他們寄與厚望，如果片子在外國播出，相信觀眾會感到很詫異，甚至會認為受訪者是說笑而矣，萬想不到眼前的病理專家不單有個收租夢更身體力行做經紀還在電視上侃侃而談他的買樓心法。
近月媒體接連揭發中大校園性騷擾事件，先有中大前秘書長梁少光疑涉性騷擾，復有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盧乃桂疑涉性騷擾，我們深感震驚及憤怒。原因不僅在於捲入性騷擾案諸君均為校方高層或資深教授，更在於事件反映處理性騷擾的校方管理層，完全缺乏應有的性別意識，不單沒有向投訴人提供足夠支援，甚至在處理過程中對事主造成二度傷害。目前兩次性騷擾事件仍存有不少疑點，亟待進一步調查，但從媒體報導及死因研訊庭可知，我們已發現中大連番失誤，清楚顯示中大防止性騷擾制度存在嚴重問題。
言論充斥性騷擾迷思
在黃燕雲事件中，當死者親屬知悉黃疑被性騷擾後，曾明確要求校長沈祖堯調查事件，沈祖堯查問梁少光後竟向死者親屬指，黃與梁「關係密切」，不便調查。黃燕雲生前已明確表示無法接受梁少光的行為，沈祖堯清楚此事，卻強指二人關係密切不便調查，是無異於以不相干甚至虛構的理由抹除調查性騷擾的正當性。其後在盧乃桂事件中，當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裁定盧乃桂性騷擾成立後，沈祖堯竟又向投訴人表示「盧作風洋化才有此舉動」，以文化差異為盧開脫。沈祖堯一再以性騷擾迷思淡化事件，可見絕非一時失言，而是對性騷擾問題充滿偏見。
近日就評論人梁文道的文章，網上評論得興高采烈。在網絡裏，什麼投共、維穩、北上搵食、文化人為當權者搽脂抹粉等批評如黑色暴雨般擲下。彷彿不抨擊就是敵人，無論你抨擊的是中共、曾鈺成、幕後出錢者、提供膳食的餐館以至收300元撐場但其實什麼都不懂的老臨。
以往讀關於「統識」（hegemony）的理論，異見思想家將其激進意義演繹為一種串聯及「再」定義的操作。例如回歸後2003年，無論身處在政治光譜什麼位置的團體或黨派，幾乎都可以在「董建華」這個共同敵人前聯結起來。十年人事，香港現在的「進步力量」已幾番新，統識的操作已毋須在「共同敵人」前聯結最大的力量。恰恰相反，現在的操作就是無限擴充敵人的邊界，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效果上，任何的歇斯底理都被允許，因為自我是弱勢，是被圍堵的最後良心。
但這關於形式、關於效果的討論還是其次。就請一大班不知就裏的人作為建制派的打手，究竟惡（evil）在什麼地方呢？眾所周知，即使反高鐵萬人（不收費）包圍立法會，最終也無法阻止撥款。真金白銀出錢請臨記在立法會外造勢的「惡」，與議事廳裏正要通過的法案的「惡」，並不重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