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立法會內外眾志成城，財委會撥款押後。累怪了的村民、街坊、支援的市民稍稍放鬆了綳緊的情緒，好好休整了幾天。這兩天，大夥兒又重新動起來，《高鐵戰訊》也會由今天起，報告反高鐵撥款運動的最新消息和行動、新發現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利益衝突、以及其他有助市民了解事情的資訊，並會分析主流媒體的報道。

●高鐵撥款如無意外將於一零年一月八日審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我請了事假，到立法會外參與反高鐵的示威集會。當天，我碰上了一位正在修讀大學研究院的朋友，談話之間，我向她表示近年除了六四燭光集會那種指定動作外，自己其實很少參與遊行集會。是次之所以參與，原因有三：

一、
報章傳媒欲蓋彌彰，把整件反高鐵事件焦點集中於一群被稱為「八十後」的年輕人身上（按：「八十後」指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港人），並把他們的行動配以「激進」來形容。其實近月來，不論學界、文化界、工程專家們，諸多的界別均以不同形式，在公眾領域上表達了他們對政府動用六百六十九億興建高鐵的意見。但政府漠視、不理，把民間高鐵專家小組提出的三百多億興建方案輕率否決，一意孤行地火速要求立法會撥款上馬。社會上就政府提出的單一議題有如此廣泛的迴響與反對，對上一次要數零三年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是次茲事體大，不關注不參與，對自己而言有點說不過去；更重要的是，作為公民，我所關注的並不純是個人事件，而是整體香港社會福祉的事情。為何政府能如此不合理，甚至以帶有暴力的方式行事，且在回歸的十二年裏變本加厲，這個問題不去想，有違作為追求公平公義社會的文明意志。

原本，我期待東亞運動會來臨。因為我以為這是一次讓我們檢討這個城市的體育政策的機會，並且能讓體育界種種不公的事能成為焦點。我當然是錯了。賽事開始時，各大媒體都將主辦當局的行政疏失無限放大。想找有關體育發展的討論嗎？不是沒有，但層次幾乎只是停留在政府對體育的支援是否足夠的層次。本來曾在頭版亮相的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很快便在主流媒體的視野中消失。到足球金牌到手後，作為球迷的我當然極為亢奮。但這塊金牌也成為了足球界以至體育界向政府爭資源的契機。每次聽到這些訴求，心中總是充滿著不安。因為心中總有這個疑問：假如政府增撥資源的話，真正得益的究竟會是甚麼人？〈圖片提供：eg9515〉

體育苦主抗爭

十二月五日，一眾達官貴人參加了東亞運開幕禮，不少香港運動員則準備上陣為港爭光。然而，有本港的柔道高手在同一時間卻走上街頭，控訴柔道總會選拔不公，並要求政府加強監管體育總會。話說香港柔道學會的三名選手，儘管在本地賽取得上佳成績，卻連入選香港隊的機會也沒有。香港柔道總會從來沒有交待過原因。但三人的教練黃柱光為人正直敢言，曾經公開挑戰柔道總會的不公措施，一向不為柔道總會的當權派所容。所以，其徒弟縱有資格卻無法入選，對體育界小圈子運作稍有了解的人相信不會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