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今日幾份報紙提醒我們黎智英是泛民政黨的金主（幾個政黨分四千萬），而黎背後的金主是干預香港的美國勢力。而網絡媒體從來記憶力驚人，立刻提醒我們民建聯去年一晚晚會，就籌得六千幾萬，單是中聯辦高幹的題字，就值富豪捐出一千萬。這種「話人者是」的反擊，最多是讓人覺得扯平。無論如何，背景的邏輯都是一樣：政治捐獻乃是邪惡的一回事，從政者的理念應該獨立，行事必須清廉，而他們也不應受外國/境外勢力干擾。
提起政治捐獻，我想起這陣子搶鏡搶得不得了的蔣麗芸議員。我想知的是，她會不會發現她在這件事上的尷尬。
尷尬點一是，她的父親蔣震曾幾何時也捐過錢給她的死對頭長毛。他們的理念一致？蔣震想改變長毛的理念？我相信是前者，龍應台《大江大海》裏訪問過蔣老先生，他幾乎參加了四九年之後台灣反攻大陸的戰爭。
如果她知道有人捐錢給長毛，肯定大做文章，說長毛收錢做嘢。但慢著，【據報蔣先生也捐過五十萬給她默默支持多年的梁振英選特首】。那麼，這篇文章怎樣寫？
政治捐獻的本質，是支持政黨政治的運作。問題是，政治人永遠不能只靠兼職，他們如何養活自己來請命？是不是一定要做官做議員才能問政？
位於古洞馬草壟的志記鎅木廠是香港碩果僅存的鎅木工廠，經歷過多次迫遷後，老闆權哥好不容易才守住這門傳統工業。然而，面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志記木廠的將來依然毫無頭緒。一直支持發展的權哥，也開始反思發展存在的問題，甚至上街與同受發展影響的村民抗爭。
採訪：吳卓恆、林詠賢
剪接／旁白：吳卓恆
字幕：吳卓恆、李雨夢
交通：李肇華
嗚謝：黃鴻權、鄭淑芬、古洞北發展關注組、土地正義聯盟
本網記者經常抵達新聞現場，採訪第一手資料。（資料圖片）
七月盛夏，全城如斯躁動不安：七一遊行、佔領、511佔中先行者被補，政改諮詢報告發表，又有反佔中團體收集聯署……躁動的不止聲嘶力竭爭取普選的公民，還有如臨大敵的特區政府。
近日政府總部門外加建圍欄，限制市民出入，並以種種方法限制記者採訪，日前政府新聞處職員便以「梁振英講過網上媒體唔可以入政總採訪」為由，拒絕本網記者採訪政改三人組的記者招待會。還有，不論網媒如本網的攝影記者還是主流傳媒，於七一大遊行及持續至翌日的佔領行動期間，採訪工作均受到警察受阻攔。這半個月，足以讓我們認清政府高官口口聲聲支持「新聞自由」，是何其虛偽。
回歸以來，新聞自由每況愈下，主流傳媒早已歸邊，老闆和高層自我審查，不聽話的就被大企業抽走廣告。
文：蘇嘉豪
三個「小團體」以有限資源絞盡腦汁，力求在公民社會發展上幹一番「大作為」，盡力籌辦好一場成熟的公民投票活動，為社會以至政府提供一套清晰且具參考性的民意數據。一場民間活動，理應與當權者及其一干黨羽河水不犯井水，但根據香港的「莫須有」經驗，筆者早已預期民間公投將會遭到「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與污名，結果活動消息一出，果然惹得官方旋即發難，反應甚至比香港要激，政府發言人把有關活動嚴正定性為「非法、無效」，中聯辦也連夜表態力撐政府，正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眾建制派也迅速撲出，在官媒盡情散佈似是而非的法律觀念。
圖：土家計劃統籌王永棠（右二）與實習同學和社工。
（獨媒特約報導）這裡是一個唐樓密佈的老社區──沒有大型商場，只有滿街的車行、五金鋪、街市；不多見一個打扮新潮的年青人，只有打著赤膊的中年男人、拿著一袋二袋生果蔬菜緩緩走過的老婆婆，偶爾在行人道還看見幾個剛放學的野孩子在踢球──像個和諧靜謐的舊城。但仔細一看，經營幾十年的茶餐廳關了，剛開張一星期的超市，又貼上了結業搬遷的告示。這裡看似平靜，但實質暗湧著巨大而快速的變遷──這裡是土瓜灣。
現在香港都在講社區重建。內城老了，為配合香港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需要重塑、優化、善用城市空間，結果舊的人事物都敵不過時代的巨輪，為發展讓路，土瓜灣也毫不例外。沙中線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可以想像土瓜灣的改變將會是翻天覆地。
（圖：Mashable Composite. Istockphoto Vecstar）
歐盟最高法院5月13日裁定（下稱「裁決」），當個人資料已過時且不相關時，歐盟民眾有權行使「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可要求搜尋引擎刪除相關連結；佔搜尋器市場超過九成的Google為回應「裁決」，已於6月底開始刪除部分網路連結。
「裁決」引發數碼時代個人私隱保護與言論和新聞自由的辯論，雖然它對香港沒有法律效力，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撰文支持「裁決」，還談及把移除搜尋服務擴展至亞太區。
斯諾登揭露美國大規模監控之後，全球網民對個人私隱、資訊自由和網絡審查更為警惕，故「被遺忘權」的判決一出，將會開啟潘多拉盒子，帶出的問題多於答案。
實際操作 難作判斷
攝：Manson Wong@USP
蔣麗芸在城市論壇上回應黃之峰：『世上只有五個國家如俄羅斯、哈薩克等有「公民提名」…』，即是說，如果公民提名是「國際標準」，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選舉制度都不符合「國際標準」。不要以爲這衹是親中、建制派和反民主的看法，這個觀點劉慧卿也曾經提過。
這種論述當然是取巧了，因爲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採用首長制，議會制國家的政府首長是由經過公民提名過程和選區選舉的政黨黨魁所擔任。但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以「佔領中環」爲首的非政黨民主派一直堅持使用「國際標準」這種缺乏内容、模棱兩可的字眼，對手就很容易反駁說這不是國際常規，所以不是「國際標準」。就算它不違反「國際標準」，這種提案其實就是「訴諸歡迎度」的變異，認爲人有我也要有，如果人無，對手就可以很自然說你也不應有；就算人有，他們也可以說道理和原則上不切實際。提出「國際標準」等於是將道理、論述上的主導權拱手相讓。
提起打吡，大家可能會認識的是西班牙的國家打吡，曼聯和利物浦的西北打吡，或阿仙奴熱刺的北倫敦打吡等等。不過如果對英超有較深認識的球迷，可能亦會有聽過紐卡素和新特蘭的Tyne-Wear Derby。事實上，雖然兩家球會都不是最頂級的球會，但兩家球會之間的比賽向來亦充滿火藥味。
日前的馬來西亞航空飛機在烏克蘭被飛彈擊落，全機無一人生還。而在295位不幸喪生的人們當中，有這樣的兩個乘客。John Alder（63歲），Liam Sweeney（28歲），他們日前在英國入場觀看了紐卡素對奧咸的一場熱身賽，然後兩日後前往紐西蘭，途中經過吉隆玻，觀看紐卡素在紐西蘭的一場友誼賽。
John Alder，自從1973年後（那次是因為他母親病危），就沒有漏過任何的一場紐卡素比賽，即使是季前熱身賽也好，他也全部入場觀看。他對喜鵲的忠誠，令他在1999年入選紐卡素”Hall For Fans”。而Liam Sweeney亦是一個忠實粉絲，十年來只是試過一次沒有入場觀看紐卡素的比賽。就是因為對球隊的無限熱愛，令他們踏上了死亡MH-17。
他們二人的離去，令不少紐卡素球員和球迷極為哀痛，紛紛到聖占士公園（紐卡素主場）舉行悼念活動。
攝影︰Yeung Wing Chi
長實大埔樓盤，示範私人樓也以劏房作賣點，引起全港轟動，中產的房屋到變得基層，真正的基層生活更嚴峻。2003年在沿用82年的控制租金上升和保障租住權的租務管制（下稱租管）的條例被立法會取消，租金如脫韁野馬。昔日條例取消時，主事的官員孫明揚曾答允每三年檢討租務問題，如今被束之高閣。
2009年至2013年，小型單位的租金升幅達六成，為各類單位之冠，而4年工資上升卻不及租金的一半，基層家庭首當其衝。公屋輪候曠持日久，3年上公屋的承諾已遙遙無期。基層居住何去何從呢？租管在台灣、美加和歐洲都行之有效的協助基層住屋的方法，會否是現時舒緩公屋不足的良策呢？各個基層住屋團隊、學者、住戶及立法會舉辦「被奪走的十年」租管論壇，為當前形勢把脈。會上，眾說紛云，雖然未對租管達成共識，起碼在座都認同對居住權的保障，現時租客與業主的關係，處身於劣勢中。
會上劏房住戶都表明需要租管等方式減低飛升的租金，才可維持生活。市區重建局的市區重建拆舊樓，建豪宅賺大錢，但基層卻被剝削。劏房供求大幅減少，要求局方可在部份收回土地興建公屋／居民，讓他們可留在市區，方便工作。
原圖：機管局網頁
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和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的聯合聲明：
編按：（21/7）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已加入聯署聲明。
我們組織工會，為的就是反抗資方的壓迫，維護本土工人利益。工會的立場，當然是站在勞方，決不能站在資方，也不能站在中間或者調解的立場，驟眼看來，好像天經地義，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工會了。然而，工人運動從來得不到社會的支持，甚至很多工人本身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數。毫無疑問，工會的成功是需要領導人及工會幹部，但是面對擁有龐大財力及物力的資方，工會能夠對抗高牆主要是靠工人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才能在勞資鬥爭中取勝。
我們的香港，是一個以利益先行的社會，俗語有云：「斷人衣食者，猶如殺人父母。」社會的發展一切從利益著眼，當然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非整體社會利益，莫視社會公義。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為求目的，就算「斷人衣食」都沒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