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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在香港仔華富邨長大，住了廿多年，十年前決定獨自搬出去，留下父母親繼續在此居住，定期都會回來探望他們。父母相繼離世後，已經沒有此居所戶籍的我，自然要將公屋交還政府，今天就是我最後一次踏進這間滿載童年回憶的舊居。
華富確實是個很美麗的公共屋邨，有點遠離巿區，空氣不錯，且街坊也友善親切。我們住的單位面向大海，樓下是瀑布灣公園及石灘，對面遠望南丫島，隔鄰未有貝沙灣之前，更是對山面海。我自小就很喜歡無聊時在露台望著海發呆，這樣會令自己心境平靜。
這裡的一花一木是多麼熟悉，每天上學放學經過的路，曾經留下幾多足印。
每次回來這間屋，都要想起跟家人相處的時光，尤其一踏進廚房，就想起媽媽煮飯的身影及她響亮的聲音，令我感慨萬千。
雖然不捨得這間屋，但我沒有後悔當初搬離這裡，因為人是要成長的，而且我也嫌這裡出巿區上班的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怎麼不捨也要走，一走也不能回頭。
「過去」是亞倫·雷奈的迷戀詞，他催化「新浪潮」開花結果的《廣島之戀》，通過一對外遇情侶之間相互追述，試圖尋回二人感情建立的基礎，然又超越不了陳述隱藏的負疚，和情緒上的虛空、飄忽（由此也折射了戰爭意義的虛無，以及「隔閡」所代表的歷史創傷）；其後的《去年在馬倫巴》，把「回憶」與「遺忘」變得如常用的閃回手法般，更加隨意地切換，它卸去了一些歷史、政治的象徵式負重，單純「退回」到情感與慾望的糾結中，並以影片的主場景——豪華大旅館的複雜結構、內裡規劃整齊又不合邏輯的樓梯，添置了男女角情感交叉互動上的迷亂感。
導演亞倫·雷奈與編劇阿蘭·羅伯-霍格里耶的合作，令《去年在馬倫巴》的劇本到影像都俱有一種另類文學的抽象氣息。它劇情脫離線性的形式構成，把去年的回憶和現在進行的故事分成切片碎塊，然後攪混、互滲，製造出模糊而亦幻亦真、打破時間規限的跳躍式敘述。霍格里耶的新小說風格，還體現在獨白內雖有大量的能與內心感受相互聯繫一起的場景形容，但你同時亦覺得它的不斷重複只流於意識上，而未有把握到真實的狀態。這種處理讓觀眾與電影產生「間離」，角色的行為活動跟心理想法變得虛化，他們在故事裡面，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一具具冷漠的軀體，好比庭園內的雕像，亦仿如生活中的過客，即使你熟悉他們的臉龐，也總是存在陌生感，投入不進角色的內心之中。
圖片：91年馬灣村民曬蝦膏風貌
筆者在學生時代馬灣已經是香港有名的旅遊景點，當時馬灣仍然是一個小島要乘坐街渡才能到達，而當地出品的蝦膏更是非常出名的手信。當時筆者亦經常和家人去馬灣遊玩，雖然地方細小但很容易就能耗上一天的時間。當時的魚村風貌及曬蝦膏的濃烈氣味即使至今仍然未能忘掉。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人雖然生活環境並不算很好，但是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自食其力，除了做蝦膏之外亦有養魚種菜、開餐廳及賣土產的，整條魚村都充滿了生氣。
自從工作後有十多年的時間都沒有再去過馬灣，其間馬灣亦經歷了巨變，成為了青馬大橋的立腳點並建造了不少豪宅。雖然筆者一直有想過看看馬灣到底變得怎樣了，但是除了因為工作及家庭的關係抽不到時間之外，可能亦害怕記憶中魚村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一直都沒有勇氣再次舊地重遊，只是每次去機場的時候都從車上望住青馬大橋下的馬灣村。
圖片2：青馬大橋之下馬灣村昔曰曬蝦膏用的木架
圖、文／煎撈喱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發起「默站」行動，聲援早前受襲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以及支持港澳新聞自由。
約五十名前線新聞工作者、時事評論員、傳播系學生、立法議員以及市民於大三巴前石級「默站」一分鐘。期間，參與者舉起「港澳齊撐新聞自由」、「捍衛新聞自由，雨來傘擋」、「反滅聲」、「反暴力」、「They can’t kill us all」等標語。
傳協理事長彭靄慈表示，香港近日出現連串威脅新聞自由的事件，澳門前線記者感到震驚和憂慮。她指出，香港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襲擊事件，情節非常惡劣，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應容忍這些事件，試圖用暴力手段達到佢地目的。
彭靄慈表示，對比香港，澳門新聞自由情況亦不樂觀。她指，澳門雖然未出現「刀手」對付新聞界，但無形的「黑手」卻一直存在。近期澳廣視高層人事異動，澳廣視員工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表達憂慮，以及揭露澳廣視內部的自我審查，及外部干預影響傳媒編輯自主行為。而對於連日來澳廣視所作出的回應，她表示澳廣視只是在迴避問題，傳協將成立跟進小組，收集相關個案。分析後向社會公佈，讓社會大眾來評價事件。
對於白文浩起就任澳廣視執行委員會主席，彭靄慈表示，白文浩曾表示會保護澳門新聞自由。但她希望白文浩回應傳協訴求，亦要求白文浩徹查澳廣視新聞部是否干預記者採訪。
圖片來源：Eric Constantineau
文／長平
（泡泡網特約撰稿）繼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後，2月27日，中國又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同樣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這個消息帶給中國廣大網民的感受，我相信不是「現在網絡更安全了」，而是「更恐怖了」。
自由與安全，經常被人們視為一對矛盾。自「9.11」以後，美國政客總是勸說民眾讓渡一部分自由，讓國家安全部門進行更多的監控，換取生存的安全。斯諾登事件之後，這個爭論再次升級。中國官方媒體也樂於報道這些討論，用來為中共的嚴厲管制正名。這是一種混淆是非的障眼法。事實上，跟民主國家不一樣，自由與安全的關系，在專制國家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那就是：自由是安全的保障，沒有自由則沒有安全。
網民每天都處於不安全感中
文：Man of Swiss <3
當香港的綜援問題鬧得熱烘烘，甚麼「濫用福利」、「福利養懶人」和「貢獻論」等等聲音又死灰復燃之時，在地球另一邊的瑞士所討論的，香港人必定感到匪夷所思，同樣是福利，不過不是對無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基本援助（瑞士人覺得這些討論太低層次），而是限制企業高層薪金，以及向每個國民提供基本收入。
這裡所說的其實是兩個公投，一個是限制一間企業裡最高薪金最多為最低薪金的12倍（一般簡稱為1:12公投），另一個是政府無條件向每個國民提供每月2,500瑞士法郎（約22,000港元）[1]的基本收入。雖然前者在11月24日的投票中遭否決，但支持票亦佔34.7%，而後者則剛達公投門檻，仍待擇日投票。
福利，無關富裕
也許在大家的心目中，瑞士是一個風光明媚且富裕的人間天堂，才會有這些不合情理（當然是指香港人眼中的「情理」）的倡議。現實卻是，儘管瑞士在2011年錄得全球第一的人均財富，10年來受薪階層只加薪了2%，高薪階層卻是10.3%。現在當地八百萬國民中有四十萬人應付不了生活開支。
三月三日截止的北潭凹、土瓜坪規劃圖則申請，規劃署有意把北潭凹現時大片的草地生境，劃作村屋發展用地，配合村民未來所謂的「回流原居民」，而周邊的風水林、次生樹林和溪流濕地等偌大的範圍，則劃作自然保育地帶，在官員的眼中這就是平衡保育與發展的最佳方案。
今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是香港傳媒人悲痛的一天。我們義憤、我們難過，因為我們當中的一員、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在鬧巿中被兇徒襲擊，狂斬六刀。
我們當中，未必每個都跟劉進圖認識，但他身上的每一個傷口，我們都感同身受。
兇徒要警告每個跑在新聞前線上的人，揭露真相、暴露不公，換來的隨時是有形之刀。
這柄兇殘之刀，是要我們停筆、要我們收口、要我們停止揭露真相。
今日我們站出來，就是要告訴惡勢力，你不會得逞。
暴力不會嚇倒我們，暴力只會令我們靠在一起，暴力只是突顯惡勢力的醜陋，彰顯真相的可貴，因為真相觸痛了邪惡的權貴，令到原本被蒙蔽的公眾免受謊言所害。
正因為真相如此強大，我們不會放棄追尋，儘管手中的筆不能對抗刀鋒，但真相的火可以喚醒良知，我們不會退縮。
我們希望劉進圖知道，在他承受殘酷的暴力之後，今日我們全體新聞工作者和他一起，在未來的每個日子，我們會緊守崗位，繼續揭露社會黑暗，我們也邀請香港巿民和我們一起，高舉心中的藍絲帶，守護香港，守護我們這片土地，守護我們一直珍視的第四權。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和警方盡快緝兇，香港不可以，亦不應該再有下一個劉進圖。
全體宣讀：
我們確信，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
我們確信，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具體呈現。
我們確信，新聞自由獲基本法保障。
我們確信，每個人均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曾有朋友說， 打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但如果解決不了， 打架是最sporty的方法。
老衲我點頭如搗蒜。
（以下主要是胡亂發洩。 既和港、中兩單斬人案有關， 又不太是因為這兩件事而寫。 又不太是在說「反暴力」遊行。 anywayzzzzz。）
因為暴力一向無處不在。 而暴力之最暴力處， 在於衝突雙方資源的不對等。 相比起政經權力（社會地位， 文化背景）， 群體中的政治 （地位， 派系力量）， 以至個人之間的資源差異、關係的不平衡等， 打鬥時所用的肢體， 之間力量的差距， 反而很有可能是最少的。
老衲讀過兩間中學， 一間校方力爭上游， 學生也力爭上游那種， 同學之間， 關係， 有夠複雜。 找人組隊踢波， 初中生， 覺得你屎波， 也就已懂得一堆語言偽術。
轉到了第二間， 校園欺凌事件紀念中學， band5到尾， 大部份都是生蕃。 一日打到黑。 我卻覺得這世界實在率真太多。 快意恩仇， 打完未必做fd， 但打了起碼叫做打過了。 既然看不順眼有得打， 學生也就無咁多心機／機心去搞派系搞杯葛。
我屌你老母， 你攞櫈車我， 個世界好簡單。
這一年來，很多關乎傳媒界被收緊言論自由的事發生，例如《明報》換總編輯、《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am730》和《蘋果日報》先後被抽廣告、以及商業電台李慧玲先被調職再被解僱、劉進圖被斬案，令部分香港人擔心自由大倒退。
但很詭異的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具有組織性、由傳媒界本身自發的應對和反抗行動，而相關機構的很多前線員工更默不作聲。即使好像《明報》有多位員工聯署並穿黑夜示威和集會，但最後也無疾而終，只好等待三月換總編的日子。很多香港人對他們非常失望，甚至有人譏諷他們是沉默羔羊。
觀乎全球傳媒機構，近似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臺灣的中國時報集團，早幾年被親北京的旺旺收購，當時的傳播學界發起連署譴責旺旺，在短短三天之內有二十三間院校、和百多名學者抗議，還有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但是在《中時》、中國電視公司和中天電視的員工卻似乎沒有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該集團最後被收購，而《中時》到最近被無國界記者點名批評其對臺灣的新聞自由構成威脅。
難道這是說記者就是助紂為虐，扼殺言論自由的兇手？
一九五五年，美國的社會學家布里德（Warren Breed）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這概念，明確指出在傳媒機構之內有一隻無形之手控制。那隻無形之手不是源自外部，而是內部的「新聞室政策」，即是內部規範、編採寫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