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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章

陳果的香港挽歌

陳果一向是香港獨立電影導演的代表之一,他傾向對社會低下層取態,喜歡起用新人或非職業演員作為電影主角(或重要角色),作品風格寫實又殘酷,令他電影往往都被貼上「邊緣」的標籤。而這「邊緣」化亦體現在陳果電影的角色塑造中,低成本製作的《香港製造》內,故事的幾位主角——中秋、阿萍、阿龍即代表了古惑仔、絕症少女和智障男等社會邊緣人物。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公共屋邨讓「自強改變命運」的觀念根植於那一代人身上,艱苦的成長環境反促使他們努力生活和工作,整個社會帶有種無形的向前推動力量;可陳果電影鏡頭下的九十年代屋邨,卻聚居了日夜碌碌無為的失落青年,他們潦倒墮落,前途灰暗,整座屋邨彌漫不安、焦躁,就像即將回歸前香港的一個縮影,很多市民都對前景充滿了焦慮。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先有條例 再來審議 給我民主 其餘免談

「先有條例 再來審議 給我民主 其餘免談」
【回應馬總統國際記者會聲明】

對於馬總統今早的記者會說明,我們首先要發表三十二字箴言:

政令宣導 罔顧民意 既不民主 又無法治
先有條例 再來審議 給我民主 其餘免談

兩岸服貿協議強硬闖關,當民意監督失靈,民主崩壞,人民走進屬於人民的國會,數萬民眾上街表達對台灣未來的憂心。

等待六天,馬英九總統從表示不回應,今天終於出面說明。

很遺憾的,原先我們期待馬總統展開對話,卻只是聽到複誦政令宣傳,一再跳針。罔顧民意,虛應學生與人民深切的訴求與期待。我們必須強調,正是因為馬政府違法在先,才有今日人民佔領國會的行動,請勿扭曲事實、倒果為因,將總統違法的罪責推卸給立法院內捍衛台灣民主的民眾。

若人民無法監督政府,行政權獨大,是假民主,真獨裁。

黑箱作業的服貿協議就是反民主的最壞示範。沒有參與,沒有民主,一切免談。

我們佔領立法院,正是為了凸顯現行制度的荒謬。民主國家的人民,必須要能參與決定國家的未來。台灣,必須要是全體台灣人民的台灣。

我們在這裡,提出我們對當前憲政危機的解決方案:

一、我們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因應當前憲政危機、馬英九統治正當性之喪失及國家發展方向困局,我們要求朝野政黨應協商召開涵蓋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之「公民憲政會議」。

遺忘了的歷史與經濟學

(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我真的受不了一些臺灣人反《服貿協議》之餘又要說一切「自由貿易協議」和「資本主義」都祇會讓大財團獲利,破壞什麽什麽,所以必須反對所有「自由貿易協議」和整個「資本主義」。

這些人都忘了自己的歷史。臺灣的經濟水平之所以能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是因爲臺灣採用出口主導工業政策,以一定程度限制競爭的方式,例如出口配額,讓企業獲取經濟租金,鼓勵投資、工業生產和技術更新,整個過程大幅提升臺灣的經濟增長,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這個政策是奠基於GATT之上,即世界市場逐漸開放,關稅降低,入口配額減少。加上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臺灣的產品就能打入國際市場,賺本地市場所賺不到的錢。

《KANO》: 熱血木瓜

(原刊 av magazine 14-03-2014)

AVM Review

魏德聖與馬志翔聯手打造的棒球電影《Kano》,延續了《賽德克巴萊》檢視台灣歷史的精神,時間線延長至30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本人正在台灣展開基礎建設工程,如建築水壩,引水灌溉農田,造褔後世。

從《賽德克巴萊》,台灣原住民抗拒外來統治者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來到《Kano》故事背景的年代,「殖民統治者」的角色淡化了,觀眾看到的是台灣原住民、漢族及日本人已經融合,電影透過工程師八田(大澤隆夫 飾)的角色,正在進行龐大的水利工程,反映出一個各族共同奮鬥的年代,孩子們都非常尊敬八田,感謝他為台灣土地所作的貢獻。

反而歧視的目光來自「本土」的日本人,他們瞧不起台灣人,而打破這隔膜的,是來自台灣嘉義的一群「未來農夫」–一群年輕人組成的棒球隊,也奠定了台灣棒球在歷史上的地位。

我在港專裡不能說話

原文刊於此

早幾天,台灣有學生佔領了立法院,表達反「服貿」的訴求。當晚他們抵抗警方驅趕的畫面,感動了不少人。我們身在香港,不能到場支持台灣的學生,只好在學習的校舍裡貼上「台灣加油」和一些網絡上下載的懶人包資料,讓同學可以關注此事及對事件有初步的了解。誰不知,貼了一天便給人拿走了,這刻,我才驚覺,港專學生連在校內表達的空間也沒有。

是誰拆了我的字

最令我不解的是,我貼的字被誰拆走都不曉得。在校方沒事先通知的情況下,神秘部門前來執法,把我貼的字拿走,恍惚這個我每天上課的地方,突然變得很陌生。我想看文的你跟我一樣,在學校裡知道的部門除了「學生發展部」和不同的學部外,根本對學校的架構近乎一無所知。我們知道校方的政策是:把所有關於學生的都推給「學生發展部」,它們處理學生一切事務,投訴,但最弔詭的是,明明某議題是另外的部門負責,卻永遠只有學生發展部會跟你絡聯,其餘的部門負責人則躲在「學生發展部」這盾牌後方。就如同這件事上,我只可以估是誰拆走我的字,卻不能肯定的向誰追究。

從高登見社會意識形態

高登,一個香港人的論壇。有云:大陸天涯、香港高登、台灣ppt、日本2ch……21世紀,網絡力量的影響力非同小可,亦可反映當地的文化跟集體潛藏意識。而近年高登對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台灣以至外國間中也會有傳媒轉載網路言論,但整個社會氣候不會像香港般被網絡牽走。傳媒會「捕」高登拿料、本是高登獨有術語變成被濫用的潮語、高登文化更帶領了潮流並蔓延到中小學以至社會群眾之中。當然,「高登化」不是一樣怎麼壞的事,不竟樂趣甚多,但由此可看出一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網絡化。

香港人營營役役,思想無從投射、情緒無從釋放,所以將意識集中於網絡,尤其是高登,因此令它成為其中一個社會意識集中地,但是,慢慢人們就會忘記甚至捨棄真實世界的意識力量。例如,被人欺負就放上高登,以網絡欺凌報復;面對社會問題僅在網上討論會十分激烈熱切,但沒有真實行動;個個變了鍵盤戰士、「講就凶狠、做就等陣」;社會只有網絡凝聚力,缺乏真實凝聚力。我們看看台灣,面對服貿爭議事件,ppt論壇一樣爆晒post,但網民、市民一樣會有真實行動,因為他們知道網絡世界與真實世界是有分別的,網絡化的意識形態僅於網絡世界有效。

我願意用刑期,回應批評

台灣幾百學生,聚眾佔領立法院。港人欽敬之餘,進取的年輕人借台灣抗爭,澆自己塊壘,批評佔中無限商討,碌碌無為;不屑傳統泛民唱歌遊行,靜坐絕食,和平散去,如常返工的作法。

但年來學聯圍過梁振英的坐駕被驅;學民去過立法會的中心舉牌被困;六四遊行、碼頭工人罷工,他們拒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抗命前往中聯辦,禮賓府。後者亦佔領碼頭、長江中心門前多日。上述一些戰役,在下亦忝列其中。我一直見證,論付出,勇氣和犧牲,泛民的年輕一代,包括被批為「左膠」同仁,實不下於台灣年輕人。只要夠團結,有決心,我們一樣可以糾集到足夠義士佔領立法會等地。然而無論是誰,包括批評者,少有人能夠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坐言起行。

我絕非在比「資格」,延續網上的互相攻訐。我想點出現實:香港會有幾多市民像台灣的老伯,敢與警察對陣保護大家?會有幾多市民過來共患難?會有幾多藝人明星願意聲援?會有幾多律師願意義助?會有幾多靚模為減輕愧疚感爬進立法會?

難民佔領逾月抗議ISS貪污 社署無視 拒絕商討

(獨媒特約報導)社會福利署將津貼難民的工作,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難民聯會副主席Taviq指出,約一年前,津貼的食物份量減少,懷疑ISS剋扣涉津貼。兩個多月前,難民組織難民聯會,希望以團體名義和政府商討和共同解決問題;同時,聯會亦向廉政公署舉報事件,但至今音訊全無。聯會佔領社署逾一個月,要求政府處理事件。主席Raymond表示將作戰到底,支持的市民認為是次事件關乎人權,非常重要。

難民聯會成立兩個月,主要目的抗議社會福利署縱容ISS,令難民本來已困窘的生活更加惡劣。ISS聲稱每月向每位難民派發1,200元的食物包,但《南華早報》揭發ISS剋扣難民三成的食物津貼;同時亦剋扣租金津貼,讓難民居住在非法和由養豬場改建成的寮屋。難民聯會懷疑當中涉及貪污成份,向社會福利署和廉政公署投訴。Raymond直言社署和廉政公署一直未有回應和處理事件,批評政府連商討的意慾都沒有。事實上,特首夫人唐青儀為ISS贊助人,而特首梁振英則直接管轄廉政公署,難民質疑當中關係令調查涉及利益衝突,早前到禮賓府抗議要求唐青儀辭去贊助角色

郊野公園以外的秘境

昔日讀書的日子,經常相約三五同好,挑戰一個又一個的山頭野嶺,後來更因著工作關係,有機會走訪不同的郊野公園,自以為十多年來的經驗,自己應該對香港郊野很熟悉,再沒有驚喜和衝擊,原來我只不過是一隻井底之蛙。

在剛過去的一兩個月,政府不斷吹風要發展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和改變綠化地帶作建屋的用途,讓我有機會與不同的有心人士走訪這些鮮為人知地點,另外,亦因著工作上要協助記錄香港生物多樣性,拜訪了從未踏足過的郊野地帶。現在與大家分享發現的過程和當中的喜悅,但實際地點就留待大家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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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片綠化地帶,毗連社區設施,位於山崗之上,偌大的面積是綠化地帶中少見的,更令大家興奮的,是那厚厚的草被,這實在是一種少見的生境,馬上成為大家的天然睡床,讓我們可以躺身於天與地之間。

中國究竟需要怎樣的媒體

(荷蘭在線專稿)本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之後,中國媒體在政府的支持下,開始了議論世界範圍的“大躍進”。在中宣部增強外宣工作水平的要求和資金支持下,以新華社、央視和《人民日報》為首的中國媒體加大向海外派遣記者的力度。這一舉動對於讓國人更加了解海外世界的方方面面的確有重要積極的作用,然而,中國的一些媒體似乎犯了一個很重要的邏輯錯誤,認為向海外派遣記者就能增強本國的外宣能力,這就有些可笑了。

如果說央視和新華社的外語頻道和新聞頻道已經在海外落地,贏得一定的市場的話,《人民日報》等一些中文媒體的行動就明顯地落在了後面。畢竟要“增強外宣工作水平”,記者不僅要用漢字把國外的事情告訴國內,外宣工作更得將自己作為國家形像的代表,在駐外的舉手投足之間,向海外的媒體和民眾宣傳自己,宣傳中國。

以最近的馬航失聯事件為例,筆者看來,這是以《人民日報》為首的中國紙媒(包括其隸屬的新媒體)近幾年來遭遇的最大的失敗。其中的深層原因值得細細推敲,總結經驗,轉變思路,對今後中國媒體的發展,乃至“增強外宣工作水平”將有很大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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