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立法會內外眾志成城，財委會撥款押後。累怪了的村民、街坊、支援的市民稍稍放鬆了綳緊的情緒，好好休整了幾天。這兩天，大夥兒又重新動起來，《高鐵戰訊》也會由今天起，報告反高鐵撥款運動的最新消息和行動、新發現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利益衝突、以及其他有助市民了解事情的資訊，並會分析主流媒體的報道。
●高鐵撥款如無意外將於一零年一月八日審議
看得見的感激
小小的驚訝
一些隱喻
避免想太多的方法
一個用來思考的地方
一個讓自己發洩並使心情變好的地方
一打綠色樹蔭
可以解決的問題
多過我投入的報酬
允許泥濘的地方
神靈的高效率與奢侈的典範
一個看見整個命運轉變的機會
一個彩色的慶典
遇見有趣的生物
耐性
一個「實踐復活」的地方
分享給所有鄰居的筍瓜
一個練習對付小掠奪者策略的地方
一個動手開始做的機會
Susannah Seton，《花園裡的生活驚喜》
一
日前見到獨立媒體有一篇動員反高鐵遊行的文章(1) ，把社運電影節放映的《鐵怒沿線》放置在從錄映力量到影行者製作的八齣紀錄片清單中，以作為歷史背景。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昨日傳來壞消息，近月盡心盡力協助大角嘴居民維權的馮炳德，就零八年一月十三日爭普選遊行時發生的「襲警案」上訴失敗，被高等法院判即時監禁至完成餘下約七周的刑期。
馮炳德這件疑點重重的襲警案，可謂一波三折。零八年初發生的事，排期到零八年聖誕前才審，法官林鉅溥判馮炳德入獄十五周，林的判詞中包含大量抵譭政治異見者的判斷，令人咋舌。到零九年初，馮炳德成功申請保釋等候上訴，早前上訴庭開審，辯護律師指出了林官判辭中有多項錯誤﹝根據上訴判決書，包括：裁判法官錯誤地全盤否定兩位辯方證人的口供、裁判法官沒有充分解釋控方證人供詞上相互重大矛盾及不合理的地方、裁判法官沒有合理地處理控方第二證人證供上的漏洞、裁判法官錯誤地拒納辯方的抗辯等等﹞，很多朋友都以為馮炳德這次終於能脫罪。沒想到，就在耶誕節前兩日﹝去年宣判則在十二月廿四日﹞，馮炳德又要坐牢，在監獄中過節。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我請了事假，到立法會外參與反高鐵的示威集會。當天，我碰上了一位正在修讀大學研究院的朋友，談話之間，我向她表示近年除了六四燭光集會那種指定動作外，自己其實很少參與遊行集會。是次之所以參與，原因有三：
一、
報章傳媒欲蓋彌彰，把整件反高鐵事件焦點集中於一群被稱為「八十後」的年輕人身上（按：「八十後」指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港人），並把他們的行動配以「激進」來形容。其實近月來，不論學界、文化界、工程專家們，諸多的界別均以不同形式，在公眾領域上表達了他們對政府動用六百六十九億興建高鐵的意見。但政府漠視、不理，把民間高鐵專家小組提出的三百多億興建方案輕率否決，一意孤行地火速要求立法會撥款上馬。社會上就政府提出的單一議題有如此廣泛的迴響與反對，對上一次要數零三年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是次茲事體大，不關注不參與，對自己而言有點說不過去；更重要的是，作為公民，我所關注的並不純是個人事件，而是整體香港社會福祉的事情。為何政府能如此不合理，甚至以帶有暴力的方式行事，且在回歸的十二年裏變本加厲，這個問題不去想，有違作為追求公平公義社會的文明意志。
剛搬家，室友念設計。他告訴我，他的思考方式是計減數，把多餘的部份減掉，去蕪存菁，就是好設計。於是，我們約百多呎的客廳幾乎什麼都沒有，幾張桌椅靠邊，長長的L型開於式廚房吧台，只放了一卷廁紙。我想運用同樣概念，思考香港。
在獨立媒體看到波濤洶湧的「反高鐵」運動，立場上我當然支持，不過我有反建議：乾脆把六百多億分給香港市民。每人分一萬元，多好。若果不喜歡平分的方式，那就按照課稅收入來分，收入越低的分越多，正好拉近一點貧富懸殊。不然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由投普選改為投「要建高鐵，抑或要分錢？」許多人口若懸河唱好高鐵，改善長遠香港經濟發展如何那個；但分錢則即時改善香港人經濟狀況。我大膽推斷，九成九本來支持建高鐵的市民，即時轉軚轉到飄移。
香港人不是一向以「精」出名的嗎？怎麼到現在還汲取不到「大型建設帶動經濟發展」這金光跌錢黨式騙術的教訓？建廸士尼，帶動本港經濟，好！增加就業機會，好好！吸引內地遊客，好好好！香港有希望了。結果呢？好－－大單騙案，錢我們出（二百五十五億），股份人家分。成了寃大頭，每年以億元計虧損不特止（單是08年就蝕了十五億！），迪士尼這邊廂信誓旦旦從一而終，錢一到手就露出奸相，劈腿到上海。英明的香港政府和尊貴的議員們，還要通過繼續注資，如填無底潭（迪士尼估計2044／45年收支平衡，死未？）。
原本，我期待東亞運動會來臨。因為我以為這是一次讓我們檢討這個城市的體育政策的機會，並且能讓體育界種種不公的事能成為焦點。我當然是錯了。賽事開始時，各大媒體都將主辦當局的行政疏失無限放大。想找有關體育發展的討論嗎？不是沒有，但層次幾乎只是停留在政府對體育的支援是否足夠的層次。本來曾在頭版亮相的香港體育苦主大聯盟，很快便在主流媒體的視野中消失。到足球金牌到手後，作為球迷的我當然極為亢奮。但這塊金牌也成為了足球界以至體育界向政府爭資源的契機。每次聽到這些訴求，心中總是充滿著不安。因為心中總有這個疑問：假如政府增撥資源的話，真正得益的究竟會是甚麼人？〈圖片提供：eg9515〉
體育苦主抗爭
十二月五日，一眾達官貴人參加了東亞運開幕禮，不少香港運動員則準備上陣為港爭光。然而，有本港的柔道高手在同一時間卻走上街頭，控訴柔道總會選拔不公，並要求政府加強監管體育總會。話說香港柔道學會的三名選手，儘管在本地賽取得上佳成績，卻連入選香港隊的機會也沒有。香港柔道總會從來沒有交待過原因。但三人的教練黃柱光為人正直敢言，曾經公開挑戰柔道總會的不公措施，一向不為柔道總會的當權派所容。所以，其徒弟縱有資格卻無法入選，對體育界小圈子運作稍有了解的人相信不會感到奇怪。
前陣子，張炳良在一篇文章中說，香港人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抱着「不變」來應對變化。如果張炳良是對的，這可能是澳門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在回到祖國的旅途上，澳門人有什麼「不變」的過去可以守護着呢？沒有，儘管《中葡聯合聲明》一樣也有「不變」二字，但這兩個字背後的空洞，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回望，看得更清楚。「澳門街」的身分，仿如一個無法為自己解說的啞孩子，當然，即使能說，也好像沒有人願意聆聽。
回歸前望變多於不變
回歸前的澳門人期望「變」，多於「不變」。那段黑幫暴力仇殺日子，大家只想早點過去。坊間當時有一個無法確證的說法：好些江湖中人覺得，回歸後是另一個世界，恩怨情仇最好在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算清楚。回歸前幾天，街上竟然有被棄置的槍械與利器，棄械投降，迎接未來。
葡萄牙人留下來的東西呢？澳門沒有彭定康，也沒有半個衛奕信、尤德，更不要說麥理浩了。回歸前，許多人在猜，究竟葡萄牙人會留下多少儲備或債務？不出所料，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還鬧出連歐洲人也覺面目無光的醜聞，他私下撥走了五千萬公帑到自己名下的基金會。至於回歸前葡澳政府花大錢修復的歐式歴史建築，以及不斷興建的標誌中葡友誼雕塑，華人社會只覺得是乘回歸的「刮籠」之舉。今天，香港人羡慕澳門的文化保育，澳門人自豪地笑了，但笑容背後有抹不去的種種歷史反諷。
明天便是立法會財委會就高鐵撥款，進行審議的日子。正如阿藹上周在「編輯室周記」中所提到，一如以往碰上社會上的重大事件（例如05年的反世貿、06年的天星運動、07年的皇后運動），獨媒編輯室又因為高鐵亂作一團。
這是什麼？這是「第二次殖民」啊！
由於身在彼邦，最近1129與1203的反高鐵動員，都無法親身參與。然而，隔著一個大海，除了感受到那股跟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社會運動有點不同的情緒和氣氛外，我真切感受到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運動的幅員廣闊。事實上，反高鐵運動所悠關的，已不再單單是菜園村的生死，而是百年殖民的「業」。智良說得很好，回歸的十二年來：
「一直進行著的，或許可以叫做『第二次殖民』，與前朝殖民者勾結、附庸管治的利益集團，承襲了經歷一百多年殖民時期沿革變遷、深化細緻的管治架構、權力、利益架構，做一點很有中國特色的改良修正（譬如成立『臨時立法會』、要求『人大釋法』、『專家說三道四』那種），再一次、進一步、更徹底、最赤裸的向另一個宗主出賣生活在此處的人所產出、所有的一切，以『政治忠誠』交換分治香港的代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