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少家長都設法令子女「贏在起跑線」，即使不能跑在最前頭，也絕不可以太墮後。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才知道這條起跑線越劃越早，原來香港有些所謂學前預備班，竟然是幾個月大就可以報讀！雖然要子女幾個月大開始「受訓」的家長不會很多，但送兩三歲稚子到學前預備班的，大有人在。

為何鬥早起跑？答案看似很簡單：因為那些家長相信越早起跑越著數，將來跑贏的機會隨之提高。然而，這引發兩個問題：一、他們為何有這個想法？二、這想法對嗎？

第一個問題不難回答，相信很多人的了解和我的差不多。香港到 1962年仍然只有一間正式的大學，入大學是難乎其難的事，但那時的家長大多是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不少還是偷渡的），教育程度不高，經濟條件不好，子女能完成中學，找到一份入息過得去的工作，已心滿意足；假如能讀上大學，可算是光宗耀祖了。時移世易，現在的家長大多有大學程度（或以上），對子女的期望高得多了，讀大學是指定動作；最好能到外國讀名牌大學，否則，在香港讀大學也要爭入最好的那兩三間。

對於最近的「中港矛盾」話題，我實在是沒有力氣動筆再寫下去。從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到人口上限，到種票，到假結婚，到資產審查，到現在窮人有沒有責任跟本地人結婚，龍門搬來又搬去，移動速度之快，距離之遠，我想祇有跟宗教人士的爭論可與之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

他們說這麽多，其實就是不想看到大陸居民，不管他們是持單程證還是旅遊證件，是家庭團聚還是公幹留學。他們認爲所有大陸居民都是次一等的物體，但在正式場合又不能明確說出口，會被人說他們歧視，所以祇能躲在各種藉口背後繼續發表這些内裏充滿仇恨的言論。

如果真要說政策問題，方法是絕不一樣。要說政策，首先我們要明白制度怎樣運作，有什麽是不能和不應改變的，例如法治和人權，然後再去考慮問題核心是什麽，根據這個核心去調整政策。就像醫生動手術一樣，如非必要，他不會將整條手臂切下來，而是祇會將對身體有害的組織切除，將影響減到最少。

龐一鳴日前寫了《陳奕迅，還有一眾歌手，香港欠了你們》一文，他將台灣的高雄世運主場館和香港的紅館作比較，說明香港没有更大的舞台讓一眾本地歌手發揮。就如台灣的表演場館比較大，同樣對住100,000人演出，五月天只須用兩場就完事，但陳奕迅卻要連續表演16晚，因而弄得身心俱疲。其實，龐一鳴用了錯誤的比較方法，將香港和台灣兩個地理狀況不同的地方同日而語。須知道，香港的人口密度為台灣的15倍以上，故此10,000這個數目在香港和台灣的意義各有不同。由於紅館的場地較細，門票叫價一定比巨蛋高，所以同樣為10,000人演出，紅館的收益會比巨蛋高，在利益最大化和充足需求下，陳奕迅及其唱片公司當然要多演幾場去賺到盡，而不是為了湊夠10,000人這條數而夾硬開多幾場的。更何況，做演唱會不是為了「滿足」固定觀眾群，並不是有10,000個粉絲，就要加開幾場多「滿足」10,000個粉絲的需要。所以演出場次高是個商業考慮，而不單純是場地問題。

原文載於楊凱斌面書：從馬來西亞報殤的經驗來看待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事件；作者楊凱斌為《當今大馬》中文版創刊主編，現轉任《當今大馬》屬下網絡電視KiniTV（kinitv.com)執行長。

馬來西亞中文報界2001年報殤事件（報章被執政黨收購，並轉交單一媒體集團壟斷）在香港2014年重演！ 13年後，同一個老闆，同一個「空降」的總編輯與接掌者（？），惟不同時空地點的抗爭記者、讀者與專欄撰稿人。受創傷的仍然是新聞自由。

其實接掌者的個性如何並不重要，最關鍵的還是幕後老闆的意願。「空降」不言而喻，就是在本地找不到願意全面履行老闆的意願、不那麼聽從老闆意見的總編輯， 所以才必須從外頭挑一個能夠掌控的人進來整頓編輯室。

記者、讀者及專欄作家（知識分子）必須組織起來，形成有代表性的力量，與媒體大亨施壓談判，架設增加編輯透明度的準繩如簽署編輯獨立條款，強力杜絕老闆、董事及經營部的插手及施壓。大家勢必要拿著放大鏡嚴厲監督，不可以有一刻的鬆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