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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份媒体报道，深圳公民陈书伟为了电信维权，数年打了上百公益诉讼，不仅很少胜诉，而且还曾经遇到被剥夺上诉权等不公不法对待，日前，忍无可忍的陈书伟，给深圳中院连发5封上诉状，只写了一个“操”，被认为辱骂法官，行政拘留15天。
小偷偷了几百块钱很可恶，人们出于气愤“操”几句没人会追究，和小偷相比，那些知法枉法、判决不公的法官，本更可恶，但对其说“操”表达愤怒，则需更大的勇气，因为“操”小偷的结果，顶多是拳头等着你，而即使用一纸诉状写上个书面的“操”字，愤怒尚未获得直面表达的机会，结果便是扣上个“语言粗俗”判处个拘留十五天。不仅如此，统治者还试图以此作为不尊重司法的反面教材，指责你藐视法官、自作自受，类似的评价，从这几日官方媒体中与公众评价大相迥异的“五毛”言论中可见一斑。
四年多前，要離開香港，萬事俱備，但拖拖拉拉無法作決定，要在哪一個黃道吉日離開。後來朋友建議到她們在梅窩的家，作為旅行的第一站。住了一兩個月，靜下來，逐漸進入一種準備上路的狀態。像棒球投手抬腿至最高點，靜止的一刻。
回來，也需要某種過渡。
告別式
剛好，朋友家有一輛單車放著不用，在台灣那麼久，有許多地方都未去過。應該這樣說，我「去過」台灣不少地方，重點是「怎樣去」。剛到台灣不久後，就跟幾個朋友汽車環島，坐在車廂內，舒舒服服，等下車吃吃喝喝、藝術節、睡涼亭蓋稻草，好玩是好玩，但印象很是淡薄。不如騎單車四處去吧，作為跟台灣告別的一個方／儀式，反正現在有這輛不錯的車。不一定要環島，騎到哪裡就算哪裡。
出發前先到單車店檢查單車的狀況，因為轉某些檔時些奇怪的聲音。怎料店員看了一眼，就說：「你這種車是通勤用，不能騎長途。大盤的質料不好，騎長途會變型，現在就已經有點歪。」我在網路上看過，有人用菜籃淑女車環島，總不會要貴車才可以吧。管他的，在另一家店買了一條後備內胎，充充氣，裝好前後燈，就出發嚕。
騎了一天，從台中市騎到嘉義市，我就想放棄了。我騎的路線是台一線，路上汽機車多得可怕，吸廢氣吸死了。在汽機車那麼多的路上騎，秒秒鐘要小心注意路況，沒法放鬆心情。台一線是環島的主要路線之一，貫通台北屏東。
本來昨天下午想寫地震一周年的文章，但看到電視的直播，心裡戚戚然，看著鍵盤良久，打不出一隻字。
四川好人譚作人
自年初開始，就聽說艾未未、譚作人等在地震區收集地震遇難學生名單，及後於三月底又聽到譚作人被當地政府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捕，至今仍未獲釋。
廣州的艾曉明老師，於四川拍攝紀錄片時認識譚作人，譚是四川知名的環保工作者，《文化人》刊物主編，艾老師形容譚是一個「古道熱腸、俠肝義膽」的好人。
最近幾年，我經常在想，上天給予中國最大的眷顧就是讓一大堆這樣的好人於這片土壤中出現，他們愛人民，追求公義，於地震後不顧自己的安危，跑到災區救災，幫助災民重建新生。然而，他們卻被打壓，被指別有用心、「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等等。
豆腐渣政權
為亡魂超度，從災難中學習，向人民負責，本是一個政府要做的事，但地震過後接近一年，地方政府都未能交出死難的名單，亦未能公開透明地回應豆腐渣工程的指責，反而強迫家長不要鬧事，壓制他們調查建校工程的種種問題。假若沒有這個公民調查行動，恐怕到現在官方仍未能就死難數字和遇難者給一個說法。
我叫曾麗芬Josephine，在這裏出生，自從我爺爺數十年前在菜園村買了一塊地之後，我們四代就開始在這裡落地生根。我爸爸和我一樣也在這裏出生，我爸爸用盡所有積蓄建立我們這個家，因此我們對這地方留下很深的感情。我家人一直務農種菜，爸爸就出外返工，媽媽種菜的同時就可以在家照顧我們四兄弟姐妹，我們幾個放學後就會在田裏幫手，農作物收成就和家人食，可謂自己養自己，自食其力，自給自足。
一件黑色衣服，引起馬來西亞政府逮捕116名反對派人士，這已直迫二十年前惡名昭著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當時有119人被政府以「內安法令」捕，包括社運人士、反對派及宗教界人士。
按：兩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關於浸大學生會的文章，報導當年四月的就職典禮；今年的就職典禮在五月四日舉行，儘管致辭的都提及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但把遲來的典禮和那場學生運動連繫起來，筆者感到迷惑。
今年，是浸大學生會幹事會十年內第三度缺莊。在宣佈缺莊之前，學生會延長了招時間，間接押後了就職典禮。於是，在新舊莊交替的時節，即使候任臨時行政委員會(下稱臨政)會長已經產生，但仍由評議會會長擔任署理會長一職。這一切是早已安排妥當的。
陳一諤是這陣子的風雲人物，在他來去匆匆的短短幾個月，幾間大學也搞了一些運動，做了幾個動作，吸引傳媒的鎂光燈，還有各界的議論紛紛。城大發生六四特刊事件、師生齊抗議校方裁員，浸大學生露宿校園，保護宿堂文化，嶺大學生絕食紀念六四。
浸大的舍堂運動
浸大學生露宿校園，在這裏也有朋友寫過，傳媒也把事情報導了八九，若果讀者對事件有所了解，可跳往「檢視宿生運動」的段落。
遇上手握巨大資源和權力的國家機器，社會運動進行的抵抗頂多算是實力上強弱懸殊的對峙。像參與一場從一開始已被對手遙遙拋離的賽跑，注定落後的一方要拚命追趕，縱使機會渺茫也得設法迎頭趕上。既然是強弱懸殊，十之八九難嘗趕上的味；更多時候，特別於國家機器全力反撲之際，其實更要懂得抵住那一距離愈拉愈遠的形勢。民間反對者不常勝利，務須練就一股敗而不倒的精神，不放手任何可能實現希望的一刻。推至極致，他們會以最後之人的姿態出現，我第一個想起阿草。
他是兩年前留守至皇后碼頭頂上的人。戴上草帽的他履行了許諾，縱然碼頭仍是不保，烈日當空近十小時策略性地佇足於碼頭頂的最邊緣，至他能承受的最後一刻。不消說，責難阿草阻住地球轉的人並不少，特別當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並存之際：人們愈堅持便愈構成阻礙，骨頭愈硬罪名愈大，風骨被剝去了所有褒揚的含義。但我想無論現在抑或未來，希望了解香港這段城市發展史的任何人，只要看看那些蹲據皇后碼頭邊沿的照片，都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由漁村到都會的神話。這情在重建區更是如此。
兩個月前收到 Dorothy Kidds 的邀請，到三藩市大學，出席 Davis Forum，談新媒體對未來新聞業帶來的沖擊。到埗後才知道，原來三藩市近一百五十年歴史的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正面臨倒閉危機，現在記者工會、資方和投資基金正在洽商新的 Business Model。
百年新聞業大變天
聽說一直以來，當地的記者工作對新媒體都頗敵視，覺得他們不夠專業，為政治服務，把記者的薪酬代遇拉低等等，所以這次三藩市專業記者協會能與當地新媒體團體走在一起，搞一天的工作坊與論壇，可說是破天荒，亦足見這場危機，已到一個使記者專業不得不求變的地步。
五四乾涸時代的紀念—淺介兩本小書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可以想見官方和民間將會有大量紀念活動,並強調五四時代救亡愛國的意識,也必順道哼哼｢徳先生｣(Democracy) 和｢賽先生｣(Science) 的名字。最近港府常常宣傳航天科技的國家事業，人們總算在口號和實體間找得到｢賽先生｣的對應；可是，若換轉在今天中國處境下侃侃而談｢徳先生｣的話，則未免有點超現實，何況今年是六四20週年。誠然，類似的問題彷彿幽靈般反覆被提出：｢倘今天魯迅仍然在，他會怎樣？｣據魯迅兒子周海嬰的回憶錄，毛澤東這樣回應過：｢他要麼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