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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記得天星碼頭拆卸前，市民才後知後覺提著黃絲帶見它最後一面。政府掃蕩舊物的慣常做法，與官商勾結、地產霸權口號的廣傳，似乎慢慢打開了社區文化保育議題。藍屋建築群，是邀請居民參與發展、留屋留人，及視社區為有機生命體的例子。
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早於2006年已宣布重建灣仔石水渠街一帶，至今年年中才正式動工。「We嘩節屋節2012」是復修前讓市民細味居所環境、社區與生活的大型活動，當中「樓住生活」社區藝術創作體驗，由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及方韻芝策劃，邀請了馬琼珠、區凱琳、吳鋋灝、張景威及筆者，希望以藝術家的角度檢視過去，盼望將來。
圖：Ger Choi
今年六四晚會，支聯會決議不准民間團體在維園天后入口擺檔簿款，理由是疏導人流，方便市民出入。記得去年晚會人流大擠塞，天后方向的大閘關上，警方引導人流往泳池旁又長又窄的出入口。當時筆者不幸身處其中，擠了約大半個鐘才兜兜轉轉入到維園草地，確是苦悶。事後，支聯會批評警方刻意阻撓市民進場，力數五宗罪，更去了投訴警察科投訴。
在北京這邊，翻牆看著facebook的朋友貼著一張又一張今年維園晚會的照片，是感動的。想起第一年去六四晚會，是二十週年的時候，那年我中六，放學後便回家換衣服跟朋友到維園，還記得到達時候六點多，坐在台前的球場。後來的兩年，也繼續有到維園去，都是結伴同去。因緣際會，在二十三週年的今天，到北京去了，自己一個。
坐了三十小時的火車，六月三日下午終於抵達北京，到朋友家安頓好後，便和同屋以及朋友的爸媽在院子裡吃晚飯。飯後，叔叔給我們開了「北冰洋」牌子的汽水，叔叔說，這是老牌子來的。腦海裡想起朋友曾說過，當年他爸爸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箱汽水，然後送給廣場裡的學生。看著這瓶汽水，我想問但不敢問的是，不知道這是否當年他送給學生的那種汽水。
晚飯過後，休息了一會，到了天安門走走，廣場已關掉，然後沿著長安大街，在天安門走路到木樨地，沿路一片肅靜，一如日常，沒有看見公安。後來看新聞得知木樨地地鐵站附近有著大量公安，我沒有看到，第二天坐車看著窗外的時候就知道這是因為我一到木樨地的其中一個地鐵站便走了，沒有走到軍事博物館那頭的緣故。
作者：九虎、聰頭
「陳冉事件」，令我們很好奇，內地生在香港的組織生活是怎樣的。我們無法找到像陳冉一樣的特殊精英份子，卻找了兩位隨時可以在大專院校碰到的內地學生，了解他們的「組織生活」。
「被入黨」的普通黨員
李先生形容，自己是「被入黨」的，他估計，大概有一半人左右是像他那樣入黨的。
1998年，他大學二年級被選為班長，輔導老師問他為何不入黨，他沒有甚麼抗拒，但對入黨也沒有太多想法或政治認同，也沒有想過得到甚麼好處，只是覺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所以，便馬上填寫入黨申請書。然後，經過班上的同學（有黨員也有非黨員）投票（他形容為公平程序），支持他成為入黨積極份子，或所謂發展對象（應該也要經黨支部審查及同意），成為入黨積極份子後，再來就是成為預備黨員，要定期交思想報告（一般一年四份），也要上黨課，內容與政治課差不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等。由填寫申請書到正式成為黨員，大概要兩年時間，他是在大學三年級時成為黨員的。
他形容，整個入黨過程中的政治內容，都是形式，重要的反而是他的優秀成績、人品性格等，他特別提到集體主義，就是願意為集體出力，得到班上同學、老師的喜愛，又積極參與群體活動。
文：謝曉陽
近月，「誰是共產黨員？」這個遊戲非常火熱，先是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的《我和香港地下黨》一書出版，加上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懷疑是地下黨員，一時間，這個猜謎遊戲甚囂塵上。然而，追溯歷史，這個「誰是黨員」的疑問，早已存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左派陣營內部。事實上，共產黨最早有組織和規模介入香港社會事務的渠道，不是學友社，也不是業餘音樂研究社，而是工聯會。本文訪問了早在50年代初已經直接參與工聯會工作的周奕，周奕先後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著作，提供研究左派在香港活動的史料。訪問主要圍繞著早年工聯會內地下黨的運作及所謂的內部「潛規則」問題。而當提到「黨員地面化」，這位老左派則斷言：「弊大於利！」
工聯會於1948年成立，它的組成大部分來自二戰期間的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二戰結束後，這些游擊隊回到香港，參與籌組工聯會。
文：阿藹
特首選舉爆出了一個梁振英，揭開了中聯辦治港的序幕。
回歸以來，政界一直在說哪個新創辦的功能團體是中聯辦背後支持的，用來種功能組別選舉的票；近年，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全國各地的同鄉會，開始免費安排、甚至貼錢送國內工作和退休港人回港投票選，今年立法會選舉，一場又一場的種票風雲浮上水面 。
此外，政界裡更盛傳西環掌控及積極製造一些重點人物的「醜聞」，在必要時會搬出來作為政治威嚇，譬如說，大律師李志喜為外傭爭取申請居港權的權利，被描述為公民黨的集體決定，再由中聯辦操控的地區團體，在區議會選舉前演出一幕抹黑公民黨的大戲。就連民建聯的曾鈺成，在考慮出選特首時，亦被威嚇要把他參與六七暴動，以及在當中學校長時的賬目揭出來，要他名譽掃地。
面對著這局面，即時的反應難免是要盯著治港班子的政治背景，把地上和地下黨人揪出。輿論對特首辦助理陳冉共青團背景的激烈反應，也可以說是一種反彈。
然而，除了「揭底牌」式的反應外，大家可以如何更有組織地抵制、拒抗西環治港的局面？這是今年獨媒六四特刊希望回應的問題。
6月1日下午開始，Facebook陸續傳出消息，一個個活躍社運界的朋友在臉書中被消失。包括政治漫畫家 Cuson Lo、郭家、長毛梁國雄、李偉儀、Willis Ho及Benson Tsang等等。
有網民批評，此舉是夕陽政府打壓公民社會言論自由，還高呼Facebook霸權可恥！究竟Facebook的舉報機制有什麼問題呢?
前兩日，有網友問八方，點解民主黨同公民黨係版權問題到咁「摺」，湯家驊搞到出黎做晒醜人。八方為此四出打聽，版權呢單野牽涉嘅利益實在太大，唔單止版權持有人日日向立法會議員施壓，原來連美國政府都出埋聲叫香港政府快啲過，如果唔係，香港做唔到數碼科技中心。但群情兇湧，立法會選舉將至，連建制大黨都話可以慢慢過，搞到幾大版權持有人協會要放軟態度，唔反對豁免政治諷 (惡搞﹣satire) 的刑責嘅修訂。
其實呢次版修訂，主要係抄美國嘅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最大嘅目的係俾荷里活、SONY、EMI等電影音樂版權商能享有未來所有科技傳送的權利 (technology neutral communication rights)，所以最大的游說力量來自呢啲版權持有人代理，而佢地唔理政府會唔會用呢個條例來打壓網民，總之利益最緊要。上年七月，當網民係立法會要求豁免政治諷刺作品嘅刑事責任，佢地嘅代表聲大大反對，仲話：「若果改咗首歌搞到入唔到大陸市場點算？」
支聯會在過去的星期日，舉行「愛國民主大遊行」，由維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支聯會估計有二千一百人參與。而遊行結束後，四五行動及社民連一行數十人，抬著一副木製棺材到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示威。
近年，有不少人對支聯會舉辦的「六四遊行」終點在政府總部存有疑問，到底當中因由是如何呢？為何四五行動每年都堅持每年都要到中國外交部駐港機構示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