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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昨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談政改。民主派議員指事後收到葉建源的Whatsapp短訊才得悉，傳媒亦未獲通知。惹來多方指做法「「可疑」、「不恰當」。
葉建源及教協會長馮偉華今午召開記者會，指會面是應中聯辦邀請，目的是延續上海行的「政改」討論。葉建源強調會面的地點不在中聯辦，而是在銅鑼灣一間洒店，由對方安排。他解釋由於洒店不是自己「主場」，記者到場亦只能「拍張照片」，覺得「差別不大」，事後亦向記者補發採訪通知，強調做法透明，「中間無秘密」，已將會面細節詳細交代。
非所有會員獲知會面
被問到有否對會員作充分交代，葉指已在本月21日向教協會員發電郵，通知將會與中聯辦會面，但稱因中聯辦尚未有細節安排而未有在該電郵交代。獨媒就此向教協監事查詢，監事之一韓連山指，只有一半教協會員在教協通訊錄中留下電郵，意味有近4萬會員直到昨日傳媒報導前均對會面一無所知。另一監事戚本盛亦認為葉建源的安排「可以做更好」，現在做法難免令人生疑。
會面各說各話 稱不影響教協投票意向
文：黃頌朗
大家也許知道，出現在Facebook News Feed的東西，有賴Facebook 的算式系統計算。這個系統名叫 Edgerank 。Edgerank會根據三個因素，決定Facebook上每個 Activity / Story（後簡稱故事）出現與否，又會出現在哪些人的 Feed 當中，包括
Affinity 關係：如你與該朋友或專頁是否經常有Interaction
Weight 比重：該故事得到的關注，Facebook 計算的比重，Share 佔最大，然後是 Comment ，最後是 Like
Time Decay 時效：故事的時效，當然越久遠分數越低
文：方欣浩
六四事件轉眼二十五年。香港也由1989年為前途擔憂的英國殖民地，變了當今摸不著自我身份的特別行政區。正當每年維園燭光依舊之際，我們當中有人開始考慮到到底是為什麼而來？是悼念嗎？是為了平反嗎？是為了中國的民主？還是為了通過推動中國的民主化而令我們香港也有得著呢？
維園每年亮起過十萬顆燭光，其實背後各有各的情懷，各有各的思想。其中有一些朋友們，明確表達了自己跟支聯會的想法不同，另起爐灶，在別的地方展開了另一個意義的紀念活動。 這算是一種不團結、不合群嗎？我個人認為不一定。 反之，也許是我們被動了24年，參加燭光晚會時習慣聽從司令台上的指示。叫我們默哀就是默哀，叫我們唱自由花就是自由花。但我們自己在燭光背後的心裡聲音，我們有聆聽、有組織好、有所表示嗎？ 我們是為什麼而紀念，我們懷著的是什麼希望？準備好去表達嗎？
1989年5月21日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聲援在北京靜坐的學生。他們喊的是相同的口號。但他們心目中看到的，肯定就是同一個中國，同一個香港嗎？到了六四流血事件發生，我們到馬場靜坐，到新華社旁致祭，要表達的又單單是政治訴求，沒有一種個人的悲傷和情感嗎？因著我們每個人背景、身份的不同，我們當年參加聲援時的認知、態度也必然或多或少有所不同。雖說萬眾一心為求爭取民主，但團結的背後，每個臉孔、每個心裡面不同的聲音，我們是否也值得發掘一下？
希特拉透過足球去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德國的希特拉是納粹主義者，強調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雖然希特拉具領袖魅力，但總不能空口說白話，他亦需要一些論據去支持，體育就是最佳的渠道。他希望藉體育去展現雅利安人比其他種族優越的天賦。同時，他在國內宣傳體育，加強政治控制，最重要的是，鍛鍊德國年輕人的身體，準備戰爭。在希特立上台後，他逐步將猶太人、吉卜賽人逐出德國的體育系統。這些非雅利安人只能使用簡陋的訓練設施，而且經常被禁些參加比賽。
希特拉意識到足球是一件理想的宣傳工具，但當時德國足球實力疲弱，根本無法達成希特拉的要求。希特拉不會在難關前退下，他決心要將德國足球帶到世界，無論使任何手段，包括操控比賽、威迫球員等。希特拉鼓勵人民參與足球，他重整全國的球會，目的是清剿代表工人階級及教會勢力的球會，然後建立符合納粹主義路線的球會。也許全民足球只是口號，希特拉要的是整治不合作的球會，全面控制德國球壇。
訪問︰陳芊憓、譚以諾
整理︰陳芊憓
（獨媒特約報導）麥兆輝與莊文強編導的《竊聽風雲3》即將上映，而預告片亦相繼推出，令觀眾引頸以待，尤其是當幾位主角合唱〈共你痴痴愛在〉的片段曝光以後，網民都在社交網站裡紛紛表示對這部電影抱以萬二分的期待，只消說丁權為題、多線發展的劇情、21個主要角色的張力，就足以把這部電影看作成2014年的重頭戲。麥莊在《別戀》已有合作，而二人自《大搜查之女》起合作當起雙料編劇導演，《竊聽風雲》始的三線發展劇情更成了他們的標誌，《關雲長》、《飛砂風中轉》對歷史、類型片的顛覆亦令人刮目相看。
丁權主題源於對人性的疑問
自預告片在網絡上首播後，不少觀眾都把《竊聽風雲3》的焦點放在丁權的問題上，但回歸到劇本起始的創作，麥莊二人皆說這部電影最初的構思卻不是立在丁權之上，他們本來關心的，是地產的問題：
（獨媒特約報導）自五月六日佔中商討日三的投票結果出現後，爭取普選運動接連出現微妙變化。佔領中環兩位發起人今日均表示， 假如下月二十二日公投人數少於十萬人是失敗，會向巿民道歉，並會慎重考慮運動方向以及佔中三子的角色。戴耀廷指，泛民意見分歧，影響巿民對爭取民主團結程度有懷疑。為提升622公投的參與人數，決定在投票日加入新題目，題目確實字眼最快今日會有定案。
公投加入新題目 吸取温和派支持
五月六日佔中商討日選出的三個方案，全部包括公民提名，令泛民內部出現意見分歧。有份提出政改方案的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早前公開對投票結果感到失望，游說重新考慮如何舉辦下月22日的公投。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指，這些分歧畫面的確影響巿民對622公投的熱切程度，他形容這是佔中運動現時的「危機」。戴耀廷指在協調過後，得到不同團體的諒解，最後決定在下月投票日加入新題目，借此增加最後投票人數。
圖：（右起）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張超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今早召開數個小組委員會會議，正當人事編制小組討論創新及科技局開設新職位將每年花費公帑高達3,400萬元，隔壁融合教育小組則討論「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促請教育局考慮每年撥款不過約100萬，讓這個獲本地及國際聾人社群支持的教育計劃得以延續。支持計劃的團體在會上均表示計劃推行7年，成效顯著，希望教育局考慮學生的特殊需要，給予長遠支持。惟出席會議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多番以成本高、計劃效益未明為由，拒絕設常規撥款。
欠資金 新學年無以為繼
現時聽障學生一般入讀以口語授課的主流學校，或全港唯一聾校路德會啟聾學校。由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發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於2006年獲賽馬會資助，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實行，讓聾童與健聽學生一同上課，兩名老師同時以手語及口語教授。然而賽馬會的資助於本學年完結，9月開學，計劃將無以為繼。
會議開始前，30多名同學及家長到立法會外請願，將400多封來自本地及海外，支持計劃的意見書交給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獨媒特約報導）由澳門年青世代主導的反離補運動，獲得澳門市民普遍正面評價，打破以往澳門社會運動刻板印象。除了因為離補法案不合理外，不少市民都難以再忍受生活困苦，官員卻只顧瘦民肥官。可是，由於澳門媒體不獲普羅市民認可，人民的聲音不容易在小城裡傳達，只能依靠香港媒體或自行開設網絡媒體，在狹縫中喊出自己的聲音。
霓虹燈背後 澳門貧富差距大
表面上澳門市面十分繁榮， 特首崔世安又年年派錢，使香港人都羨慕不己。澳門統計局上前發表《2012/2013住戶收支調查》，統計出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為0.35， 比警戒線低0.05，統計局稱，反映政府津貼及福利轉移，拉近住戶收入差距。
不過澳門經濟極度依賴博彩業，博彩稅收佔整體稅收超過八成；雖然澳門人均GDP達到3萬多澳幣，但個人收入中位數只有1.5萬澳幣， 相差近一倍，因此堅尼系數不能完全反映當地貧富懸殊情況。記者在茶餐應用膳時，就不時聽到市民抱怨生活困苦，批評政府瘦民肥官。
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在上星期一連四日（五月廿二至廿五日）舉行社區公投，在葵青區及天水圍開設多個票站，表決特首選舉辦法。公投題目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須設立公民提名，當參選人獲得一定數量登記選民的提名支持，便可取得提名參選的資格。」任何年滿十五歲的香港居民均可參與。
社區公投的票站全部設於天水圍及葵青區，以基層社區為主，近三千名街坊參與公投，顯示基層巿民並非政治冷感，反是社會制度不利巿民參與政治，例如標準工時尚未立法、工資追不上通脹，基層巿民在工時長和生活壓力之下，難以掌握時事資訊及參與政治。我們在社區設置票站，正是以便利的方式，讓街坊在奔波勞碌之餘，也可就政改表態。
在公投期間，共有2677名市民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2551（95.3%）
反對：60（2.2%）
棄權：53（2%）
廢票：13（0.5%）
公投結果反映公民提名獲市民廣泛支持，逾九成五贊成票，義工多日以來在票站和街站，也接連聽到市民反對篩選，「提名委員會揾笨」、「有提名先至係有得揀」的聲音。而非如個別言論所指，只有「激進派」支持，故當前之務，泛民主派應團結力量，在622全民投票前，積極落區向巿民推廣公民提名，以及逼使政府落實無篩選的真普選。
5月25日，澳門近2萬名市民穿着白衣，在烈日當空之下上街遊行，向政府大聲怒吼，要求徹回離補法案之聲，響徹小城每處。據傳媒報導，人數之多創下澳門社會運動的新記錄，甚至有香港媒指出，以比例計算的話，相當香港20萬人遊行。可見，法案引起的民怨、民憤之深，歷年罕見。事實上，特區政府近年施政，屢屢出現問題，當中涉及多個與民生密切相當的層面，例如除了經常提及的買不起樓、搭車難、看醫生難外，近期的善豐危樓事件、九澳空氣污染等，不論是回應、跟進等方面都是差強人意。
面對上述問題，社會要求高官問責之聲日益高漲，過去多位議員亦提出過質詢。可是，官民對問責的認識不一，官方認為只要官員個人品德沒有問題，能依時完成工作就不用問責，而社會對官員問責則側重於能否彰顯公共利益。是次離補法案觸發民憤，其中一大主因正正是因為政府多年漠視民意，沒有想方設法做到問責，不少部門遇事即卸，官僚風氣仍然甚重，令不少市民對政府深感失望。
在沒有問責以及部分官員不作為的情況下，高官員卻擁有優厚的離任保障，就算法案再多的合法理據，普遍市民都是打工仔，任誰都會同意論功行賞的道理，打工仔想加薪都要爭取有好表現，何況高級官員？因此，政府績效不彰，市民只會認為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