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甚麼是殘障？是個人的身體缺陷，還是社會造成的標籤？「龍耳」總幹事萬雪容（Maggie）及創辦人之一邵日贊（阿贊）服務聾人社群多年，對聾人面對的教育及就業困難有深刻體會。

對「龍耳」的認識，可能是由一名叫李菁的聾人開始。「聾人狀元」李菁畢業多年仍找不到工作，她深感其努力不被社會認同，最終於2008年以死控訴。事件引起社會對聾人的關注和反思，李菁的家人和朋友隨後成立「龍耳」，推廣聾健共融。阿贊回想起事發後，李菁的老師說，堅強的李菁曾當選「再生勇士」，最終仍決定走上絕路，她的痛苦與掙扎定是其他人難以理解。

為聾人爭取平等權益，Maggie說：「我們不是要更多錢，而是希望錢可以適當運用。我們不是與其他人爭奪資源，只是希望善用資源。」社會充斥對聾人的不理解，作為一個健聽者，阿贊認為：「就算是健聽人，也會有想被理解和明白的時候。」如果可用手語成為聾人的咀巴﹑健聽人的耳朵，他希望可以多做一步，讓彼此互相認識。

手語是聾人的母語

手語對聾人重要，但社會對手語充滿誤解，政府常常質疑手語不統一、非正式語言，語言治療師又認為學手語會令人喪失說話能力，種種錯誤觀念都令手語不被社會認可，甚至變成「地下語言」。

文：Eric

三年前屢傳中共在廣東意圖取消粵語電視廣播，尚且陰魂不散；如今特區政府銳意偏普廢粵，卻是磨刀霍霍。普教中既不能讓港人學好中文，更是淪為官僚邀功的籌碼。有謂普教中是一樁消滅本土語言的政治圖謀，除了中共和特區政府，它的催生恐怕還有別的共犯。

靠攏紅色資本

不懂中文的官僚推崇普教中，正是一種市場優先論。「採用那種教學語言未必是教學的首要考慮，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我們需要培育更多具備兩文三語的人才，以提升競爭優勢。值得欣喜的是，我們的老師不單透過教學語言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更藉此提供了多把打開知識、拓寬視野及終身學習的鑰匙。」（教育局語文教學組宣言，2012年9月24日）；十三年前董建華在《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提到學好普通話具有經濟效益：「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2001，段46）。說白了，普教中可以學好普通話，學好普通話離不開經濟。

早在CEPA前夕，特區政府對推動普通話影響力早有部署，而港人懵然不覺。香港從不拒外資於千里，也對各方語言照單全收。學好英文，可以與國際商貿接軌；學好普通話，也可以與中資服務接軌。香港人對學甚麼語言愛講市道，紅色資本一朝得勢，普通話定可升天。貶損粵語，誠非今日始，當語言也講市場，推普教中其實只是這種心態的體現罷了。

我2000年初開始幹些代課補習之類的工作，赫然發現學校裡開始有滅粵之勢，例如貴族中學裡校長說「在我間學校裡只能聽到英語或普通話」。引人憤怒的粵語魔教育電視是2004年出爐；2004年確實有一場語言戰爭，中大反英語化，我乘機談了很多粵語教學的問題，以下論點應是來自蔡寶瓊教授：非母語教學，會令學子接觸這世界時，像隔著一重玻璃，沒有投入感，not engaged，而這可能就是目的本身。我親身經歷過，完全就是這樣。——而粵語是份外火熱，連袁崇煥都知，丟那媽，頂硬上。「廣東佬火氣旺，知榮辱。」

以粵語創作，也不是什麼道德驅迫，而有些作家選擇背負這種使命。粵語是長期被官方邊緣化的語言：英語和普通話，都是統治者的語言，相對而言粵語則是被統治者即人民的語言。用粵語創作，就是選擇背負被統治者的身份而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反抗。

今年在自由野策展，有「就是粵語詩，粵語就是詩」詩歌音樂會，就是希望集中地呈現文學藝術如何拓展「語言的邊界」，即令粵語除了親切感和生活化之外，還有宗教、哲思、批判、冷峻、豪邁、現代主義的可能。周耀輝也曾說，粵語有九聲，填詞份外困難，但一眾粵語填詞人都很有志氣，要「試下粵語呢樣野可以去到幾盡。」搞創作的，大家想的都一樣。藝術用創造去解決問題。這就是正面建立，不須踩低別人抬高自己。

台北政府收緊港澳居民移民資格，將投資門檻由新台幣500萬加至1千萬，甚至需要直系親屬具台灣戶籍，才能申請定居。FACEBOOK即日瘋傳，很多人感到震撼和失望，才發現不少人果然多少有股移民台灣的夢。

是的，在689上台後加速赤化的一年多，我們對香港越來越失望，亦不信任。自2003以來的10年越發激烈的抗爭，卻使人充滿無力感。相對之下，台灣的小清新、貇丁的海岸線、五月天的浪漫與激情，使不少人對台灣充滿想像。台灣，不再是5、60年代右派工會的梅花與老蔣，而是在台南、彰化可以低廉房價買大屋，辦一個民宿，享受清雅的鄰舍鄉情，以家的溫情接待旅客；或是在台北的巷弄裡穿梭，在轉角一所精緻的咖啡屋，悠閒地翻著書、品嘗一杯溫熱的卡布奇諾，感受空氣中混和著咖啡苦澀的烘焙香；對愛國者來說，台灣，也是一個失落的中國，彷彿如沒有1949年的恐懼，今日帝國大陸會如台灣一般雅緻、淡靜，留著一絲絲想像中的民國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