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攝影機的人伸出他細嫰的雙手,我便看到,不知名昆蟲咬出的紅斑佈滿了陌生者的皮膚。
「再過一段日子,皮膚適應了那裡的空氣,它們便不會再出現。」
走進村裡時,拿攝影機的人向我一一指出因停用而不再傳出臭氣的化糞池、被石灰枯萎了的泥土,熟稔地與路過的村民談及一幅未漆好的牆,但那些斑點正在形成的痕癢感卻不斷提醒我,我們都是那個地方的陌生者。
我其實對被訪者也一無所知。除了在面書上看過他的幾張照片,知道他是一個社運份子以外,我甚至在訪問以後幾天才收到手機短訊,告訴我:他的名字是俊彥。
我們經過好幾間已經沒有人居住的破屋,被收回的田地上長出了一大片齊腰的野草,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卻在蚊蟲亂飛的樹下。俊彥一面撥開在身上縈繞的蚊子,一面告訴我,關於泥土與蔬菜的事,但我只是感覺到作為一個農夫的體會並未有比他異常冷靜和語調堅定的說話,他分析城市與村落之間的剝削關係時,對用語準確的要求,更讓能我明白,耕種的生活對於一個投身社會運動的青年,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