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電影本身論，《STAND BY ME：多啦A夢》只是多啦A夢的故事回顧與結局。回顧方面，電影將多啦A夢的經典道具一一呈現，就算沒有其他多啦A夢大電影般有更新穎奇怪的道具，也足以叫男女老少觀眾興奮莫名；結局方面，數年前網上已經流傳多啦A夢的多個結局，這是其中一個，不過就算看過、有心理準備，結局依然感人。

多啦A夢（其實我還是較喜歡叫叮噹）在不少人的回憶中擔當重要角色，成長後我才開始明白原因不是千奇百趣的道具（要挑骨頭不困難，例如最後多啦A夢四處尋找大雄，但其實他有不少尋人工具，就是隨意門已經可以直達大雄與胖虎「決鬥」的地方；再者，大雄很少真的能夠憑道具解決問題），而是一種永恆的寛恕－就算大雄有多笨、闖多少禍，多啦A夢還是會為他解決困難，責怪過後還是願意無條件地繼續守護大雄。

人類並不完美，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充滿缺憾與挫敗，或許我們會憧憬多啦A夢的「神力」，但也許我們更渴望的是無條件的寬恕。大雄的父母也會包容他，但同時也是他壓力的泉源，只有多啦A夢永遠坐在他的房間，要求的只是不是大雄付錢的豆沙包。

事有蹺蹊。

我們要知道，今年特區政府掃販迎新，由初一洗太平地洗到初三，出盡城管、防暴、警棍與警犬，如此規格並不是一個深水埗民建聯地區小黨可以成功爭取的事。如果你有留意民建聯在深水埗區議會的發言，過往都一直有批評政府部門對新年流動小販執法不力，透過不斷製造對立來鞏固當區業主階層選票的系統，一直是該黨在地區的政治操作模式。（詳見民建聯2012年2月《強烈要求：改善農曆新年假期間鴨寮街一帶無牌小販販買阻街問題嚴重事宜》）

那為什麼今年對小販突然變得零容忍？這明顯有著新的一男子因素。總體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是特區政府在後佔領時期患上了無法治療的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要將香港公眾的街道變成天安門廣場一樣芬芳、清潔、有序，以蓋過它們對佔領期間在街上一又一又張臉龐的恐懼。政府佯裝佔領運動已成過去，但明顯公共空間的真實環境成為了他們永恒的心魔，尤其是流動小販這種空間佔領類型。

同時，只要處理公共空間跌序的問題上跟足「依法治國」的大陸管治方針，即所謂「果斷執法」，透過製造對立來鞏固港共管治階層選票的系統，亦能收得與中央保持隊型一致的效果，如對付佔領運動之策，而這套獻媚策略現已為葉劉、吳秋北之流所採用，一起雞犬升天。

文：尋找簡東拿@運動公社

輪迴地獄又折返人間，帕爾馬幾經波折，最終竟要面臨解散的厄運。亞視尚且不死，而帕爾馬卻又如何踏上這條不歸之路？

事緣帕爾馬拖欠旗下球員薪酬已達半年——比亞視更久，如今已超過意大利足總定下的付款期限（二月十五日），並遭扣罰五分，以五分位列意甲榜末，降班勢所難免。更甚者，據現職球會青年軍教練的名將基斯普所指，球會現在窮得連球員訓練時需要的食水也支付不起；由於未能支付電費和球場保安費用，帕爾馬本周對烏甸尼斯的主場賽事更將取消；坊間更盛傳意國足總按照聯賽規例，判定帕爾馬無法應付餘下賽事，宣告餘下賽程一律由對賽球隊勝出。

如今帕爾馬土崩瓦解，是因為球會高層無力負荷球會9600萬歐元的債務。上月初陣中當家球星卡斯辛奴因欠薪問題，宣佈與球會解約。雖然舊班主基拿迪（Tommaso Ghirardi）在去年12月已把球會轉售有俄羅斯、塞浦路斯和阿爾巴尼亞背景的石油公司Dastraso Holding Limited（後文簡稱DHL，當然不是指那間速遞公司）。不過，DHL主席泰治（Rezart Taçi）入主不到兩個月，瞬即以一歐元代價把球會拋售給文尼迪（Giampietro Manenti），而且事前遲遲不肯公布買家誰屬。

激進的酷兒組織和運動仍在美國流行，只是沒有受到主流媒體關注。

在2014年，主流社會的「同志議程」環繞著同性婚姻和跨性別人士從軍等較保守的問題上。這代表著很多重要的酷兒和跨性別事件未能得到大眾注意。

主流媒體作為守門人，或許對跨性別性工作者刑事化的傳言和酷兒人士在移民拘留中心的恐怖故事不聞不問，但社會大眾應該知道這些事件。這裡有九個故事，無疑將會在2015年得到迴響：

1. CeCe McDonald 被釋放了！在2011年，這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明尼蘇達州，因為抵抗一名有跨性別人士恐懼症、身上刺有納粹紋身的白人男子而被判入獄。在2014年1月出獄之後的幾天，她便到全國各地向大眾分享廢取監獄制度的意見。同時，她廣傳了Sage Smith失蹤的消息。Sage Smith都是一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她家鄉維珍尼亞州的Charlottesville失蹤了多於兩年。Smith的家人表示當地警方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但在一名白人原生女子失蹤、成為了全國新聞的事件上，Charlottesville警方卻翻箱倒櫃地搜索失蹤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