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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去年初「和平佔中」發起開始，政改問題談了差不多一年，但坊間對政改前路仍然感到不安，政府甚至可以「死撐」，漠視民間投票結果，高傲對待民主力量。這個問題源於兩方面，前者是泛民政黨間仍未得出共同爭取目標和路，形成政黨與民間力量遲遲未能合流，而後者則是「和平佔中」未夠「穩陣」，未能得到普遍參與和認同，令群眾仍然流於觀望態度。筆者在此必須指明，後者在運動目標上受前者的影響，如前者未能解決，後者的力量則視乎群眾參與的力度及目標是否清晰而決定。
對「公民提名」的承諾
最近元旦日的電子投票更顯示九成多人支持「公民提名」，可見公民提名在民間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提名方式。然而，各大政黨雖然「響應」民意，最進步至最保守的政黨均打出「公民提名」的旗號，但之間仍然存在「不反對」、「並非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的差別，反映政黨之間未見目標一致。日前「真普聯」推出「三軌制」（公民提名、提委會、政黨提名）方案希望集結政黨之間的「最大公因數」，但日內就有政黨發出聲明，指「三軌」不是「綑綁」，亦不是「缺一不可」，連表面團結、強硬姿態也不在意，此舉無疑是打擊了外界對「真普聯」和泛民政黨的信心。
說時遲，那時快，政改諮詢已經開始了接近一個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雖然擺出「有商有量」的開放形象，卻不斷迴避市民反篩選的訴求。元旦電子公投，譚志源更指六萬多人的表態沒有參考價值，繼續你有你表述，政府有政府的選擇性失明失聰。面對與政府角力的困局，學民思潮提出議員辭職公投，確認公民提名的地位。辭職公投，是民間在政改戰場中重要的武器，但我們應仔細思考如何和何時把它用上場。
第一個問題，是放在甚麼焦點上。依學民的倡議，辭職公投是用來授權公民提名，但為了重新確認一個民間早有共識，在電子公投九成人支持的方案，會否顯得大才小用呢？更甚的是，和平佔中亦會在今年六月中舉行大型公投，在全港十八區設票站讓市民就方案表態，預計參與投票的市民可達數十萬以上，其認受性絕不遜於辭職公投。
第二是成本效益的問題。變相公投，不是辭了職再選入議會那麼簡單，過程牽涉大量的動員及資源。觀乎2010年的516辭職公投，在建制派杯葛選舉的情況下，五位議員的選舉開支依然超過六位數字，其中陳偉業議員的選舉經費更高達一百七十萬。消耗近千萬及大量助選團，換來一個電子公投同樣可以做到的授權，昂貴之餘，亦有機會令往後的政改運動後勁不繼。
圖：歐陽檉
在香港，傳統上藝術家還是多多少少給人孤芳自賞，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不過，最近有藝術家在九龍東「2013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開幕禮上抗議，又有年青音樂人臨時退出一場「西九自由野」的節目。我們見到，其實藝術家也和普通尋常百姓一樣，要面對香港發展大勢，包括市區重建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影響。
香港甲組又爆發假球疑案。雖然足總在一月八日宣布會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並打算傳召有關人士。但對於缺乏搜證權力的足總，在這個階段能做到的實在不多，想追求真相的球迷實在難對足總的調查寄予厚望。但這不代表足總就可以將反假球的責任交給廉政公署便算。始終近五年內已出現了四次假球（疑）案，足總不思考如何加強防範假球的話就真的敷衍塞責了。
剛巧去年底希爾（Declan Hill）出版了新作《The Insider's Guide to Match-Fixing in Football》，並在最後一章提出了一些防範假球的措施，本文將介紹他的一些建議。這位作者在二零零八年曾出版另一本有關假球的著作《The Fix：Organized Crime and Soccer》，因而被視為反假球專家。他在《The Fix》一書中記述了自己如何目睹東南亞的賭球集團策劃假球，又指加納名將艾比亞曾收過賭波集團的錢。相對起獵奇味道較濃的《The Fix》，這本新書則屬學術著作。他與各地執法人員、牽涉假球案的人物進行訪談，引用不少二手資料、又就假球與非假球賽事的數據進行比較。而他的研究核心主要是賭球風氣盛行的星馬兩地。
投注異動、舉報熱線和球員對外聯繫
香港不少家長都設法令子女「贏在起跑線」，即使不能跑在最前頭，也絕不可以太墮後。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才知道這條起跑線越劃越早，原來香港有些所謂學前預備班，竟然是幾個月大就可以報讀！雖然要子女幾個月大開始「受訓」的家長不會很多，但送兩三歲稚子到學前預備班的，大有人在。
為何鬥早起跑？答案看似很簡單：因為那些家長相信越早起跑越著數，將來跑贏的機會隨之提高。然而，這引發兩個問題：一、他們為何有這個想法？二、這想法對嗎？
第一個問題不難回答，相信很多人的了解和我的差不多。香港到 1962年仍然只有一間正式的大學，入大學是難乎其難的事，但那時的家長大多是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不少還是偷渡的），教育程度不高，經濟條件不好，子女能完成中學，找到一份入息過得去的工作，已心滿意足；假如能讀上大學，可算是光宗耀祖了。時移世易，現在的家長大多有大學程度（或以上），對子女的期望高得多了，讀大學是指定動作；最好能到外國讀名牌大學，否則，在香港讀大學也要爭入最好的那兩三間。
拙文《明報「失守」VS新媒體時代的冒起》引起《明報》前線工作仝人的負面回應，實在始料不及，在此首先作數點不必要的澄清：
一、對《明報》管理層近期的異動，老徐絕對沒有幸災樂禍的心態。本人曾經是傳媒工作者，既做過前線，跑過調查式報導，亦當過管理層。雖然已經離開這個行頭超過十年，到今天傳媒工作尤其是前線工作仍然是我最鍾愛的，我沒可能樂見傳統媒體的「失守」。
二、《明報》管理層異動絕對是威脅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一件大事，香港市民絕對應該關心，並支持《明報》仝人保護這爿園地不受到侵擾。拙文沒有提及這樣的立場，是因為每篇文章都有不同重點，我相信《明報》事件發生不久，上述論點的文章應該不缺。拙文是希望在探討「網絡媒體」興起對「輿論空間」的積極影響之外，還是寄望傳統媒體經營者返回基本，就是報導事實和監察政府，才可以讓媒體消費者重回懷抱。
對於最近的「中港矛盾」話題，我實在是沒有力氣動筆再寫下去。從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到人口上限，到種票，到假結婚，到資產審查，到現在窮人有沒有責任跟本地人結婚，龍門搬來又搬去，移動速度之快，距離之遠，我想祇有跟宗教人士的爭論可與之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
他們說這麽多，其實就是不想看到大陸居民，不管他們是持單程證還是旅遊證件，是家庭團聚還是公幹留學。他們認爲所有大陸居民都是次一等的物體，但在正式場合又不能明確說出口，會被人說他們歧視，所以祇能躲在各種藉口背後繼續發表這些内裏充滿仇恨的言論。
如果真要說政策問題，方法是絕不一樣。要說政策，首先我們要明白制度怎樣運作，有什麽是不能和不應改變的，例如法治和人權，然後再去考慮問題核心是什麽，根據這個核心去調整政策。就像醫生動手術一樣，如非必要，他不會將整條手臂切下來，而是祇會將對身體有害的組織切除，將影響減到最少。
(原刊av magazine 03-01-2014，這是加長版。)
看《發夢王大歷險》(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感慨良多，雖然沒看過1948年的版本，但編劇這次改編，把背景定在現代，2007年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結束印刷版，2009年改為網上雜誌繼續經營。
作為一名在傳媒行業當了20多年攝影記者的我，實在被這部電影擊中要害，掀起太多回憶，在戲院中，看著Walter Mitty （Ben Stiller 飾）經常發著歷險式的白日夢時，我的思緒也回到往時。
我是在1989年擔任報社攝影記者，之前是專跑社區新聞的文字記者，隨後也跑過突發，大部分時間採訪人間不幸事情。我沒受過正式的攝影訓練，工餘時靠多看外國雜誌進修，《生活》是攝影記者奉為殿堂級的刊物，刊登的都是出類拔萃的圖片故事，充滿人文關懷的報導攝影作品。 另一本我景仰的刊物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
龐一鳴日前寫了《陳奕迅，還有一眾歌手，香港欠了你們》一文，他將台灣的高雄世運主場館和香港的紅館作比較，說明香港没有更大的舞台讓一眾本地歌手發揮。就如台灣的表演場館比較大，同樣對住100,000人演出，五月天只須用兩場就完事，但陳奕迅卻要連續表演16晚，因而弄得身心俱疲。其實，龐一鳴用了錯誤的比較方法，將香港和台灣兩個地理狀況不同的地方同日而語。須知道，香港的人口密度為台灣的15倍以上，故此10,000這個數目在香港和台灣的意義各有不同。由於紅館的場地較細，門票叫價一定比巨蛋高，所以同樣為10,000人演出，紅館的收益會比巨蛋高，在利益最大化和充足需求下，陳奕迅及其唱片公司當然要多演幾場去賺到盡，而不是為了湊夠10,000人這條數而夾硬開多幾場的。更何況，做演唱會不是為了「滿足」固定觀眾群，並不是有10,000個粉絲，就要加開幾場多「滿足」10,000個粉絲的需要。所以演出場次高是個商業考慮，而不單純是場地問題。
早前，從網絡的消息得知，大埔寶湖路的一間名為「貓狗物語」的寵物店地鋪閣樓，經常傳出吵耳的狗吠聲。相連單位的後巷更不時傳出陣陣的異味。因此，我於上個星期六（12月28日）到達上址，發現地鋪的大閘已經關閉，遂致電店內鄭姓東主，他於電話中表示有貴婦狗出售，隨後便讓我進鋪選貨。
滿身異味毛髮打結 2 呎籠困 3 頭貴婦犬
店主走上閣樓，分別單手取下3 隻貴婦狗給我過目，眼下的貴婦犬精神雖然尚算活潑，但身上卻充滿大小二便的異味，而且毛髮嚴重打結。坦白說, 狗場、獸醫診所、社區中…..遭遇較牠們更淒慘的情況比比皆是，斬腳、輾肚、穿眼虐待動物個案更是司空見慣，但你無法預期及接受，一所受漁護署定期「監管」和巡查的寵物店, 所兜售的寵物，情況郤可如此糟糕! 更教人不安的是，聽着樓上不絕於耳的狗吠聲，腦袋早已幻想得到，內裏環境想必異常惡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