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 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