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Akai Huang
台北捷運殺人悲劇,震撼了所有人。
我在香港家中不安地打開電視,看到東森的「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與所有來賓彷彿被附身般,用高八度音調講話,不斷地說這事情多可怕,歹徒多壞,彷彿我們還不夠畏懼不夠緊張。
其中一個來賓說自己是駐北京記者,用誇獎般的語氣說北京地鐵有多麼嚴格的安檢,地鐵站有多少公安,彷彿希望台灣也成為那樣處處戒備森嚴的警察國家。
然後,主持人寶傑說,一定要處以「極刑」。這的確也是許多人的態度:此人最大惡極,一定要處以死刑。
所以更多死刑,更多警察,更多安檢儀器,台灣就會更安全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重大悲劇的反應嗎?
我當然也對無辜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傷,也擔憂那些目睹慘劇的受傷者和其他乘客未來心理會蒙上的憂鬱(這是昨晚廢死聯盟的朋友非常關心的問題),也自己對未來可能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與恐懼。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用國家暴力來解決我們的恐懼。
我想起看過一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改編的日本電影「惡人」,劇情講一個寂寞疏離的日本青年(偶像明星妻夫木聰飾演)愛慕一個女孩,又被那個女孩侮辱,盛怒下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