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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為何不好好談判而採用抗爭？」其實，是當權者從不願與人民作平等的談判，他們從來單向地要香港人妥協，我們退讓了廿多年，早已退無可退！抗爭是為了爭取對等的談判地位，抗爭絕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公民抗命是公民的主流意見無法在正常機制下得到應有尊重，在不得意的情況下所使的抗爭手段。不合作運動是是弱者向當權者的挑戰，是雞蛋對高牆的對決。抗爭是被壓迫的人向壓迫者的反抗。
公民抗命理論的根據
不合作運動的的理論不完全來自西方哲學家，早在周代，周武王平定天下，商朝遺老伯夷、叔齊為表抗議周武王以下犯上，雙雙絕食而死[1] ；魏晉之交，名士不滿司馬氏篡魏，竹林七賢以退隱山林來抗議[2] ，這些傳統一直影響至明清及近現代歷史的發展。清初的顧亭林、呂留良，民初的王國維等人都是一時佳話。所以有說我們不能事事跟從西方一套，他們實在是昧於歷史，事實上中國人早就有不合作運動的傳統。
政制局副局長劉江華代表政府解答議員對纏擾法的質詢。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近日公布纏擾法的顧問報告，推出四項新的受禁制行為，只要干犯最少兩項，如注視一個人居住工作地點、以電郵直接或間接接觸另一人，即有機會觸犯刑事法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12月16日）召開會議，多名議員對法例深感憂慮，議員更以「纏擾大法」來比喻此法人人隨時「中招」。政制局副局長劉江華態度未敢強硬，表示政府未有清晰的立場，有可能取消纏擾法，改為修訂現有條例。
纏擾大法定義廣 人人易中招
政府委聘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檢視六個海外司法區經驗，如英澳及加拿大，撰寫顧問報告，建議纏擾罪行定義為一個人做出一連串行為，導致另一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合理地擔心自身或他認識的人的人身安全。只要觸犯兩項（相同或不同行為）或以上行為，即符合定義：
旅行的種類會隨旅途的伴侶不同而發生性質的變化。畢業旅行是窩在一個教室三四年的大幫人馬傾巢而出，擇一處近郊原野田園之類易於到達之地，以紀念青春的名義發展幾對未來的情侶；蜜月旅行要跑遠一點，遠離現實瑣碎的生活圈，兩個人到海角天邊做一個繾綣美麗的夢。和朋友出去會一直談論問題抒發見解——本來朋友就是自己選擇的、用來說話聊天的；和家人出門，說什麼倒不重要，親情最可貴，倘若接下來面對分離，相處的時光就愈值得珍惜。
只有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社會性的目的可以被無限弱化，旅行就是旅行，坐車，走路，看風景，暗暗期待一次憂傷的艷遇。有時候我也會奇怪，為什麼最美好的景觀呈現在面前的時候，總是不巧只有一個人呢？現在明白了，倘若有別人在，你的重點就是別人，而浪費了美景。
詳細比較圖可見此。
佔中運動已進入DDAY2地區商討日的階段，發起人戴耀廷估計，截至今年年底，應會有約3000人參加過商討會議，為「設計普選特首的選舉辦法所要符合的最重要原則」提出意見。佔中運動開始以來，各界(包括佔中三子)似乎也視這是一場支持「真」普選的市民與中央「對決」。雖然中央已開動所有機器，企圖影響政改方案，但嚴格來說，中央只對特首有任命權，是整個選舉過程的最後一環。說終極對手是中央不為過，但若只視其唯一對手，實在忽略了整個特首產生辦法的其他步驟。參看特區政府的公佈的政改時間表，似乎在立法會掌握27席的泛民議員才是佔中人士的首輪對手!
首要確定泛民議員不會接受爛方案
文：Anthony Yeung，作者為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的創辦人及香港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基金主席。
近來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收到將軍澳新都城管理處的通知，商場內的龜池和魚池將於十一月底被拆卸，約三十多隻龜將無處容身，生命再次面臨威脅。 協會在資源嚴重短缺下，我們內部即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目的是討論是否救池中的龜隻，我們的金錢、時間、地方也很有限，我們能否負起這個責任？ 倘若我們接收了牠們，就必須負起牠們所有的醫療費用和糧食等費用，最大的爭議就是牠們並不是瀕危物種，甚至是入侵物種。
但在我們的角度來看，牠們只是被主人棄養的寵物，其實與入侵大自然並沒有直接關係。 我作為協會的會長，基本上協會所有的宗旨和方向也是我早年訂立，而我們的保育基金主要是針對野生動物和瀕危物種。那麼我們應如何取捨？是否真的可以視而不見？還是盡我們所能拯救生命？
一代偉人曼德拉走了。受了二十七年牢獄生涯的他，成功地結束了醜惡的種族隔離政策，當上了南非的第一任民選黑人總統，更以寬大的胸懷推動了種族和解。他亦體現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在任期結束後欣然退下，不戀棧權位不延續影響。在這個爾虞我詐利慾熏心的年代，他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
然而，正如孫中山先生的遺言指出：「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曼德拉在南非所發動的革命還遠遠未有完成。甚至可以說，革命已經被出賣，而艱苦得來的成果已經被刨竊和一步一步的摧毀。
在今年初出版的拙著《反轉經濟學》之中，我在〈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一章中這樣寫道：「二十世紀是殖民統治退卻與民族解放的一個世紀，其成就當然值得我們雀躍與稱頌。然而，在眾多的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卻被另一項解放運動的「成果」所淹沒，這便是「資本的解放」。這一解放是新殖民主義最強有力的武器。可以這麼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各族人民與西方「老殖民主義」鬥爭的歷史，而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則是各族人民與「新殖民主義」鬥爭的歷史。
「其中一個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是在經歷了偉大的民族鬥爭和解放之後的南非，已經在這場鬥爭中落敗。在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巨浪之下，南非已經成為了跨國資本的最新樂園，曼德拉所追求的公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泡影…」
反核之眾嚴正批評民主黨的兩電調查，指出其提問內容的誤導和不實描述，其不負責任的調查方式並不能反映真實民意。在民主黨無理要求冬季輸入更多核電的提議上，我們有理由懷疑民主黨實為代表中電利益而漠視市民意願。因此，我們促請民主黨立即回應在是次調查上有沒有受電力或公關公司的委托或資助，並強烈要求民主黨立即就核電議題表明清晰立場。
對調查方法的質疑及批評
其有關市民對核電接受程度的提問有嚴重的誤導及不實描述：
該問題稱「核能發電較燒煤及天然氣乾淨」。事實上核電絕對不是「乾淨」的能源，它既大量排碳，更直接製造大量輻射污染及熱污染。核電涉及眾多依賴化石燃料的程序，包括開採鈾礦、提煉濃縮鈾、建造核廠、運輸核物料及長久儲存核廢料等，這些均消耗大量化石能源，製造大量溫室氣體。而每生產30噸濃縮鈾的過程會產生240萬噸廢土、13萬噸礦渣、160噸劣化鈾、1000桶低階核廢料，均是放射性污染來源。同時，核反應堆產生的熱能只有約30%轉化為電能，其餘70%變成排放到環境中的「廢熱」——每一秒將約70噸海/河水加熱攝氏七度後再排回海/河裏，使得大氣和海洋河流溫度異常上升，直接造成熱污染。另一方面，若將投資核電的資金用於節能和再生能源，減排的效果可提高而且快20倍；也就是說，核電排擠了其他更有效的減排方法，迫使温室效應加劇。
明日燈飾必須拆下 換到歡呼聲不過一剎.....
聽說芬蘭那邊有條聖誕老人村，那裡的聖誕老人會在聖誕節騎著鹿車飛過不同地方，把禮物逐一投到曾許下願意的人手裡。那些年他也跟著許過幾次願，第一次在十六歲，那年他願望是當職業足球員；第二次在二十歲，那年他參加了世青杯，希望可以在舞台上發光發亮；第三次是二十三歲，那是一次奧運會的賽場上，他說希望可以贏得金牌。結果最後全部也成真了。是誰騎著那鹿車飛過？夢想成真讓人記住了他的名字，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野兔」，他叫沙維奧拿。
我是來自德昌里２號３號舖（註１；下稱德昌里）的Deni，原本將會和黃衍仁（下稱衍仁）在星期日下午跟飲江叔叔、游靜教授和羅貴祥教授三位詩人，一起在「文字．自由野」的《粵語就是詩》的環節中演出，可是昨夜我花了一整個通宵寫了一封信給三位，而這封信將要提出的是－－我必須退出這次的演出。現在我把這信略為修改一下並公諸於世，因為我認為這個退出的決定以及原因，是我必須要跟我身邊不同圈子的朋友以至全世界人交代和分享的。
還記得那天衍仁問我要不要一起去表演、跟詩人jam詩，聽到三位詩人的名字時，我高興得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這個邀請，因為三位都是我和我的朋友們都十分欣賞和尊敬的人，老土一點也得說，這次能夠跟三位一起演出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令我覺得勢在必行，於是當時我雖然知道這是西九自由野的其中一個環節，但我並沒有多考慮表演場地是哪裡，或是主辦單位是誰，甚或是有沒有酬勞等等的問題；然而，當我跟衍仁告知德昌里的同伴這個消息後，得到的反應卻是很有保留，原因正是西九海濱長廊以及自由野這種由上以下對空間和文化、藝術的規劃，政府或資本家利用投放資源在文藝活動上作為收編文化人／藝術家的手段，是德昌里一直以來所不認同並且要極力對抗的。
我很少看書的，我喜歡看電影遠多於看書。但最初激發我喜歡電影的，80年代初的香港新浪潮電影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方育平的《半邊人》、譚家明的《烈火青春》、嚴浩的《似水流年》、許鞍華的《投奔怒海》、余允抗的《兇榜》、章國明的《邊緣人》……這批新浪潮電影給我的震憾，是使我覺得從不認識、從未看清楚自己身處的城市，那些電影中的畫面已經在城市高速發展中慢慢褪去，那些人物的談話亦跌入了歷史的黑洞。但那些電影中已清失了的景物，猶如幽靈似的總給我熟悉的感覺，對我來說，看新浪潮的電影猶如尋找一些自己的回憶一樣。
陳智德的《地文誌》，帶給我當年初遇上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感覺，陌生又熟悉。他談及在調景嶺、找不到一個沒有青天白日旗的「景框」，也談起還在搖滾的「高山」；《地文誌》不是香港掌故，是輯錄前人的文字穿插於大多已面目全非的地方，侶倫寫尚有城牆的九龍城，「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裡待渡」，是也斯為北角渡輪碼頭留下的一句，除紀錄了已失去的汽車渡輪一景，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當時的心情，當時、昨天直到現在，多少人視香港為遠走他方的渡輪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