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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只是個人看法，我不太擅長評論政治問題……）
我一直也想寫一下自己對澳洲原住民的看法。
從外表看，他們很容易辨認，皮膚黝黑，看起來有點粗糙；鼻子扁平。大部份衣著都較隨便，很少看到穿西裝的原住民。
他們主要集中在澳洲北部，所以待在Cairns的時候很常會看到他們。也有認識了一些原住民朋友。
大概是「職業」使然，我很少從外表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加上自己本來對原住民就沒有負面的印象，在賣藝的時候會跟很多當地原住民聊天畫畫。他們很喜歡藝術和音樂，也很尊重藝術創作者。我也收過不少來自原住民的捐助（donation）。
因為展覽場地（是一家本地人很愛去的咖啡店，有點像小社區）的關係，參與了一些社區活動，當中有關於原住民的主題，慢慢對他們多了點了解。很多人都知道澳洲歷史，當中許多不人道、不公平的對待。時至今天，澳洲政府像在補償似的給予原住民不同的福利、特權。而得出的結果是原住民持寵生驕、橫行無忌。這是很多人對原住民的印象。可是，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圖：佔中網站
佔中支持者於5.6商討日（三）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並將於6.22投票日將這三個方案交予社會大眾參與投票，以決定佔中運動最終支持的方案，佔中的說法是以「全民投票日」來獲得「公民授權」，惹來不少人認為6.22投票日是強迫全港市民從5.6商討日跑出的三個同樣具有公民提名成份的方案中選出一個，跟中央在篩選過後將狼與豬丟給港人去選特首無甚差異…沒有多元選擇又何來民主？這種經篩選的「公投」有什麼意義？甚至連不少本身支持佔中、認同公民提名不可缺少的人，也不禁問：這不正是以自己不認同的手法、價值，去達致自己想要的結果嗎？我們反對中央的做法，自己為何卻又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
惹來非議的當然不止「篩選」、「假民主」，還有操作上的各種不足。筆者在此不嘗試討論什麼「配票」什麼「輸打贏要」或是什麼策略成功。由商討日（三）至今已有不少文章，如有興趣可自行在網上尋找；本文主要想分享筆者對於佔中運動中「公民授權」的理解。
在香港，住屋難，上樓難，對於殘疾人士來說，住屋需要更難。
自房署的單身人士公屋計分制實施以來，單身人士上樓動輒需要7-10年，在輪候的期間，大多居於劏房、板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香港的劏房，不論是數量、質素，都應是首屈一指，數量多質素差，嚴格來說是不適合居住的，對於一般健全朋友而言，已經極難忍受，對於殘疾人士，情況更為嚴峻。
一般劏房位於舊區，並沒有任何殘疾人士輔助設施，對於不少殘疾朋友構成危險及不便。如聽障或視障人士居於舊區套房或板間房，於沒有任何輔助設施下容易發生意外，如走火警、治安問題等。曾有聽障人士居於劏房遇到火警，因聽不到呼叫，險些燒死。曾有失明人士在唐樓樓梯間被人非禮，報警後卻因無法認人警方不受理。有輪椅朋友無法住位於唐樓的劏房，又需要較大的單位，只能選擇有升降機，較貴租的單位。
住屋同時亦與貧窮非常相關，在前文《殘疾人士與貧窮問題》、《扶貧政策欠缺了殘疾角度》已分析及簡述現時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殘疾人士收入較健全人士為低，並且有必須的醫療、復康開支，再加上現時香港不斷上升的住屋租金，殘疾朋友的生活只會難上加難。
近年來，隨著韓流帶來的，除了K-Pop明星、電視劇與電影外，還有令人垂涎三尺的韓國美食。在眾多韓國飲食文化中，對港人而言，認識最深厚且吃得最多的肯定是韓國燒烤（1983年由黎大煒執導的港產片《猛鬼出籠》，也曾出現吃韓國燒烤的場面）。時至今天，韓國與燒烤已是兩個不能分開的詞彙，在香港最為人熟悉的韓式燒烤餐廳，不論是漢陽苑或是漢和苑，不但把韓燒普及化，而且更是「在地化」地把香港特色融入韓國燒烤之中。
韓國烤肉文化歷史悠久，早於公元前的高句麗王朝便已經出現。當時稱為「貊炙」的烤肉，是直接用串燒的方式來燒未經醃制的肉，直到後來高麗時代被稱為「雪夜覓炙」，意指在被雪覆蓋的夜晚吃的燒烤料理，到後來朝鮮王朝烤肉又被改稱為「Neobiani」（烤牛肉片），是薄身切片的烤肉方式，且也只有宮廷上流社會可以享受。燒肉文化在日治與後來韓國獨立後得以維持，但在60年代起發生變化，出現了以湯的方式燒牛肉，取代傳統燒烤方法，也成為社會熱潮。
可是，由於韓國國民生活指數提高，對新鮮肉質追求下也曾放棄過傳統慣用粗糙肉類的烤肉文化，及至近年烤牛肉能夠轉型融入在不同菜色之中，使之成為今天韓國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飲食文化。
韓國烤肉文化的歷史
「好難想像，成個灣仔居然有一個地方，七十年黎都冇俾人挖過。」
發現戰時炸彈的一刻，鄭惠清（楊千嬅飾）跟丈夫邱健章（曾志偉飾）說了過去灣仔的發展轉變，並驚訝居然有一處沒有被翻動過的土地。
我認為，彭浩翔的《香港仔》正是重複地針對這可能是僅餘未被觸碰但又已然存在的香港過去進行描述。這條線，串起了一個三代的家庭，扣起生與死之間，以一道呼吸來分隔和連繫。
這條線，在鄭東（吳孟達飾）回應TA姐（吳家麗飾）有關擱淺座頭鯨會否死亡時重提。他說，像我們打魚的人，六八年上樓之後就死了，就算未死透，也死了大半。
這條線，又見內化於鄭偉滔（古天樂飾）介意自己女兒生得醜，被死黨（杜汶澤飾）以佐治魯卡斯在《星球大戰》修復版那沒有被執走的白武士為喻，指向問題不在女兒而在滔自己的身上發生。還有邱健章跟護士小姐說「所有目的地」的那令人感到迷惑又迷茫的指路牌。
以上全部都是令人面對目前種種苦困、憂悶、死結、無奈時，彷彿要指向的一個更早於問題之因由。某些原委，真箇對問題的回答，原來我們未曾動過。今天的問題，也許是症候，要揭櫫我們沒有處理過的過去。
攝：Ho Leong Kwan @ USP社媒
這次勝利是雙重勝利：一則是公民提名的勝利，也是對中共文攻武嚇的勝利，因為三個方案都贊成公民提名；二則也是青年一代的勝利，因為學界（包括學民和學聯）方案以44.5%大比數勝出。再加上人力方案，就超過七成了；反之，真普聯只有18%。有主流泛民議員拿人力動員，影響投票來大做文章，其實是轉移視線，不想大家注意他們被青年一代打敗的事實而已。
這次勝利的重要象徵意義：它代表長達三十年的青年保守主義確定結束
從196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初，香港年青一代都比其父母輩思想前進，也普遍不滿當時的左中右政治潮流。這一世代青年，後來就成為主流泛民的群眾基礎。可是，從此之後，一直到反高鐵前一兩年，第二三代青年，卻不再比主流泛民進步多少。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基層工資大減三成，同時政府削減大學撥款，也大大影響大學生。然而，2003年本已箭在弦上的八大院校學生罷課，卻臨陣取消。這件事其實反映了當時青年一代的保守性。 (注)
2010年的反高鐵及其後的反國教標誌著年青一代的躁動。但要等到最近一年，才第一次出現年青一代提出較泛民民主的選舉方案，而且又得到較多支持。這表示，同1970年代一樣，新一代已經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並且發揮政治影響。這同一個錢幣的另一面，就是主流泛民在政治上開始喪失思想領導權。
很多人到外地都會有這樣的習慣，喜歡拿人家不同的地方，和香港的比較。比物價、比交通、比食物、比人……而我，可能是「職業病」，當然是喜歡比「動物權益」吧！ 週末我和幾個動保戰友到台灣參加「2014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國際會議」，每秒鐘想著的，當然都是動物。
比較，不一定是外國的月亮圓。 我們住在新竹一個較小的社區，在短短兩條街已找到四家有買賣動物的寵物店，而最叫我不安的，是每家都必定賣摺耳貓。香港的動物福利雖然落後，但摺耳貓的熱潮都過去了吧，而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摺耳貓因為基因問題，一出生就帶著各種的遺傳病來到這個世界，是繁殖者的黑心作業。在西方不少地方已經有法例禁止繁殖摺耳貓。香港 摺耳貓病友會的Doris 告訴我，在台灣，摺耳貓依然是相當流行的。
在旅館吃早餐的時候，卻出現驚喜。一對夫婦拖著兩隻唐狗一起進餐，一隻乖乖的伏在地上，另一隻一直向主人擺尾討吃。又有一個晚上我們在咖啡室談到深夜，一隻貴婦一直都伏在主人身邊。原來在台灣政府是沒有嚴格法例禁止動物在食肆出現，而是由持牌人自行決定。這一點，也真讓我們羨慕。
各位梅窩居民：
2012年年中，一群黃牛開始慣常在梅窩市區出沒，兩三年間，建立了一種習慣，就是秋冬季在村落裡生活，春夏季每天傍晚走出市區，夜宿梅窩市政大樓外三角草地或銀礦灣海灘，早上返回村內。
牛群一般從鹿地塘村或梅窩鄉事會路出銀樹街，左轉銀石街到三角草地，或再經其他小徑到海灘。牛群有時亦會從鹿地塘村的魚塘經消防局出市區。
除了每天沿特定路線往返外，牛群間中還會在市區遊蕩，吃路邊和花園裡的植物。最遠會沿銀礦灣路走到碼頭一帶，甚至去到直升機場，以及沿嶼南道走上荔枝園村。
近年梅窩大興土木，交通非常繁忙
2012年年初，渠務署在銀礦灣路多個路段進行渠務工程，令路面變窄，至今還未竣工；其後，魚塘一帶及消防局門前也展開大型的渠務工程，目前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銀景中心旁邊地盤正在興建私人樓宇，各項工程導致大量大型車輛每天在梅窩市區狹窄的街道上穿梭。
梅窩近年人口增加，巴士班次越來越頻密，而銀礦灣路、銀石街是所有進入梅窩市區的巴士必經之路，另外，市區內的泊車位已供不應求，銀樹街半邊街道經常泊滿私家車，變成單線行車。
牛群，帶著小牛，每天在人多車多的街道上行走，其實非常危險。尤其是在早上繁忙時間，如果牛群走到碼頭一帶遊蕩，生死就只是一線之間。
記者：游思嘉、吉暝水、藍骨
編輯：哈羅特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嚮往對岸寶島的「小清新」。對香港人來說，台灣感覺文藝氣息較濃厚、物價指數較低，有學者甚至預期將出現一股移民台灣的熱潮。的確，在香港的政治氣候陷入一片霧霾、樓價高企得教人叫苦連天的時候，很多人都萌生逃向台灣的念頭。那麼，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女生，又為何會離開美好的家鄉，選擇來港生活？對於港人紛紛希望逃到台灣，她又有甚麼想法？今期刺青邀請到明秀，一位在港修畢文化管理碩士學位、現在留港工作的台灣女孩， 跟我們談談港台之間的「逃離」現象。
毅然辭工，來港唸藝術
明秀在台時大學本科念政治和外交，但一直很喜歡文化藝術。畢業後工作了一段時間，發覺工作內容與本身想做的有很大落差，於是興起了到研究所報讀藝術行政課程的想法。可是台灣本地的研究所，則要求報讀的學生有相關科目的本科學歷。為了不想留下遺憾，在上司支持下，她毅然辭去台灣的工作，兩年前來港進修。「比起台灣，香港有另一種體制、另一種感受，加上修讀未曾涉獵的領域，留學香港更能啟發不同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