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卓楠

本港不少社會服務由政府藉資助非政府機構（下稱NGO）提供，希望借助NGO靈活、彈性的制度，在提供服務時盡量滿足使用者所需。現時政府撥款予NGO的制度，於2001年起實施，稱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在這制度下，非政府機構可自行調配資源和重整服務，不再在人手編制、薪酬架構或個別開支項目所投入資源上，受政府嚴格控制；同時，NGO員工薪酬不再與政府員工掛鈎，NGO可自行釐訂薪酬水平。另外，政府（主要是社署）會以投標方式，將部份新服務批予NGO營辦。

這撥款模式一直引來不少爭議。在前線服務上，最常見的批評包括員工待遇不公、服務質素倒退。原因是在這模式下，社工與服務使用者所得資源，來自同一筆撥款。社工薪酬上升，花在服務使用者上的資源便會減少，反之亦然。NGO為求提高服務效率，部份員工薪酬越發不及政府內同儕，同時工作負擔大增，結果影響服務質素。這層面的論述坊間甚多，在此不贅；本文希望從整體資源分配上，一窺NGO行業的生態。

講到貧窮，很多人都會以為這是一件很純粹的個人能力問題 – 你懶你無能你無規劃，落得貧窮下場，與人無尤；有年輕時刻苦耐勞日做十幾個鐘的長者，今天流落到街上執紙皮，就被人指責當年未做好「人生規劃」 - 但一個人落得貧窮下場，真的只是「個人問題」？

政府有責任消除貧窮，確保市民經濟權利

一個國家或城市出現貧窮現象，往往源於政府未有充足保障市民經濟權利。而經濟權利乃基本人權之一，這包括平等而合理的就業權利、勞工保障、房屋、安老、醫療、社會福利等等。聯合國於1966年通過《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經社文公約)確保此項人權，作為締約國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充足保障，而確保其享有合理的經濟權利，而公約亦適用於香港；不過，香港遲遲都未有就《經社文公約》正式立法；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於2014年6月就公約於本港實施情況的審議結論中，亦特別要求港府就此公約立法，以讓法院和法庭直接應用其規定，保障市民上述經濟權利。[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於2014年6月就公約於本港實施情況的審議結論，第39項]

圖：吳克儉出席生涯規劃教育論壇

近年教育界流行談「生涯規劃」，2014年施政報告[1]中，就每間學校撥款等同一名學位教師薪金的額外津貼，又推動工商機構參與「商校合作計劃」，務求推動「生涯規劃」。

教育局聲稱生涯規劃主要是「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資料，轉變為以更協調及有系統的方式加 強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學校亦須在現有升學就業輔導的基礎上，進一步擴闊和深化服務內容，以協助學生了解本身的能力、事業／學術抱負、培養出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以及將事業／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連結。」[2]

確實，今時唔同往日。新高中學制推行後，所謂「生涯規劃」推至中三－不同於文理二分（或商工四分）的套餐，新高中以個別科目選修，將直接影響大學的選擇。所以一切，至起碼在中三上學期便已開始：當你仍與一個中二學生無分別時，已開始要思考將來出路。

生涯真的能夠規劃？

生涯真的能夠規劃嗎？踏入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提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將「學會學習」成為21世紀頭十年的教學目標。也所以，一連串終身學習、學會學習，以至新高中改革更強調「共通能力」，正是說世界瞬息萬變，一本通書不能讀到老。

吊詭的是：教改告訴你世界瞬息萬變，稍後又話你能夠一早規劃好人生。

（獨媒特約報導）社民連黃浩銘、人民力量陳偉業、學民思潮黃之鋒及學聯羅冠聰去年6月11日在中聯辦門外示威，焚燒《一國兩制白皮書》道具，事隔1年被控「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4人質疑控方拖延近13個月才提出檢控，背後有政治考慮，涉及濫用司法程序，向法院申請永久終止聆訊，今日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裁決。

辯方：延遲檢控令審訊不公

辯方指案情簡單，而且根據警方的調查報告，警方早於去年7月完成本案的調查，但律政司卻在事發13個月後，於今年7月才提出檢控，要求法庭傳召負責向律政司提供意見的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解釋拖延原因。陳偉業自辯時指，事發超過1年，證人和被告的記憶都開始糢糊，亦難以尋找相關的影片作證，認為造成審訴不公平。

黃浩銘自辯時表示，在2014年6月11日事發當日，未有即時被捕，警方亦無任何警告指會檢控他，直至2015年7月6日獲悉將被起訴前，從不知道警方正在調查此案。黃又指在這一年間，自己先後5次被捕，包括613衝擊立法會、旺角清場，案件都較本案複雜，但都早已完成檢控，其中兩宗案件更已開審，質疑本案拖延1年，於雨傘運動結束及政改方案否決後才提控，並不合理，涉及政治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