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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年代的足球發展，是經濟學的「滴漏效應」很好的示範。20年來因英超、歐聯的發展，足球界收入大增，即使英超中下游隊伍、甚至英冠球隊的收入都非常可觀。「滴漏效應」支持者會說，這證明了容許上層更自由的賺錢，能夠改善下層的收入。不過，要質疑「滴漏效應」，遠遠用不著要證明低下層的收入變差了。即使變好了，也不代表就是值得推崇。
英超、歐聯年代，弱隊要突破強隊的壟斷，是越來越難。今天我們熟知的英超BIG 4，與其說是因虛幻的「豪門底蘊」而長期保持領先，不如說是因商業上的成功協助壟斷球壇資源(最好的職球員)，從而長期保持上游位置。今時今日愛華頓之流偶爾取得歐聯席位，已是大新聞，還可以肯定下季在雙線比賽分薄資源下肯定把歐聯席位重新讓出。即使中下游球隊的絕對收入比前高了，但機會卻變得不平等。
英超、歐聯鴻溝的影響，更令挑戰者的風險大增。除了當年的列斯聯歐聯出局導致鉅額赤字，因降班而收入大跌，導致瀕臨清盤者亦有所聞。這些令中下游球隊隨時萬劫不復的財政風險，是前英超年代不用承受的。向上挑戰的風險令中型班必須審慎投資，亦是再生產這條鴻溝、再加大貧富差距的原因。
（獨媒特約報導）「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三位發起人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與朱耀明牧師昨日（12月27日）舉行記者會，呼籲市民參與元旦遊行，並參與當日舉行的「民間全民投票」，就普選特首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表態。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科技經理馬晉彥及理大社研中心呂悅華亦在場說明「民間全民投票」的安排，屆時市民可以透過網站、流動應用程式或親自到維園投票。三條投票議題包括：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理念：公民表態 全民演練
戴耀廷教授指，在現時的政改諮詢階段，市民應就普選行政長官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表態，佔中第三次商討日時可參考投票結果。投票結果亦將交予政府，為政改諮詢中提供參考。戴續指，「民間全民投票」提供機會予不同立場的市民表態，「贊成」、「反對」議題或「棄權」均可。透過投選三條較簡單的問題，市民可先集中就普選的原則性問題表態，在佔中第三次商討日才討論具體方案。同時，市民可熟習投票系統的運作，亦使系統管理者汲取經驗，確保系統運作暢順，為明年六月全民就普選方案投票做好準備。
香港K歌產業式微，商業洗腦歌曲失效，大量主流樂迷出走，都不是2013年香港樂壇的新鮮事。討論家駒和李純恩口中的樂壇是存是亡，就像東張西望討論時事一樣，只不過是茶餘飯後拿來自嗨的偽命題。這年，Gangnam Style和Harlem Shake等派對電子音樂借網絡席捲全球，香港未能倖免，全城陷入瘋狂熱播，再一次暴露了香港不堪外力的淺碟文化，也確立了香港作為美韓音樂殖民地的身份。在這個前朝樂迷固執偏聽，商業音樂掩耳盗鈴的季節，如何重建香港的本土音樂，讓一眾音樂難民得以重獲香港樂迷的身份認同，才是現今香港樂壇應該播放的主旋律。
今年，這個旋律就由香港獨立音樂領奏。在獨立音樂圈年發六十餘張專輯，樂隊繼續北上及赴台演出的背後，就暗示著獨立音樂將要背負起香港文化輸出的重任。但相比起台灣百花齊放，制度成熟的產業模式 ，香港獨立音樂離成為本土文化代表依然有段距離，在此提出四個香港獨立音樂在這段旅程正在克服的問題。
1. 樂迷文化疲弱
（獨媒特約報導）新免費電視及流動電視即將啟播，但不論新或舊電視台的新聞節目都不設手語翻譯，而現時香港電台的手語新聞節目一星期只播放一次，聾人難以獲得即時新聞資訊。昨日（12月27日）三名聾人投訴人，與約十多名聾人及健聽人士，前往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要求平機會調查電視新聞報導不提供手語翻譯，是否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及《國際殘疾人士權利公約》，剝奪聾人公平獲得資訊的權利；不過，早於一星期前已知道聾人會到訪的平機會，竟然未有預先為會面安排手語翻譯，帶頭歧視前來申訴遭到歧視的聾人。
圖：三名投訴人，左起張燕芬、趙曉蘭、黃強。
單靠字幕難掌握
（獨媒特約報導）溝通，從來不應只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應該關乎對話雙方的參與及發言權。聾人雖然礙於聆聽能力，難以用言語與健聽人士溝通，但他們仍有一套手語佢為表達的工具。然而，他們並未能站在平等的溝通平台。
本來，聾人到平等機會委員會申訴，希望爭取現時電視台（包括免費及收費電視）提供手語翻譯。平機會的宗旨為： 促進社會共融，消除歧視。但在是次申訴事件中，其沒有做到以身作則。首先，平機會安排傳訊主任接見及收取申訴信。諷刺的是，該名傳訊主任一直向著健聽人士說話，無視了真正的主角－聾人，更連紙筆也沒有使用以作交流。
這算是溝通嗎？
當聾人向平機會申訴時，該會只派出個別個案調查員了解，而非安排政策組的成員處理這個積存已久的問題。換言之，申訴人必須詳述事情的「時、地、人、事」才可以獲得處理。但聾人未能清楚了解新聞內容，並非只是少了一個節目觀賞如此簡單。因為沒有新聞資訊，使他們不能獲得如普羅大眾一樣接收一樣的訊息：接收得較慢﹑較少﹑較片面。
落後的香港 遲緩的發展
圖為編輯所加，來自學民思潮 facebook。
專制政權只知通過提名委員會控制選舉，卻忽略了這樣把選舉控制在小撮人手中，其實為貪污舞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ICAC對特首選舉過程中如何防貪，是應該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的。
特首的權力不可謂小，他既可調動政府資源，也可通過制訂政策直接或間接作利益分配，例如開發某地或不開發另一地，可是，像港視不獲發牌一事，特首的決定竟然如此任意，竟然完全缺乏認受性而可以拒絕作出交代。那麼，操控誰當選特首，決不只是「愛國愛港」與否的政治效忠的問題，政治所掩護的，更可以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分配問題。
香港政治選舉向來較為廉潔，雖然近年出現「種票」的案例，雖然「蛇齋餅糭」還是相當公然，但只要投票是秘密的，加上選民數以百萬計，貪污舞弊還是較難插足選舉的。可是，如果參選名單由一小撮人完全決定，像現在建制派所說的，提名委員會要緊握實質權力，則貪污舞弊的機會便會大增。
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組成，即使將來的提名委員會佔增至2400人，又假如「機構提名」設定為超過簡單半數即予提名，則只要攏絡1201人，甚至作出檯底交易以換取1201人的支持，便可登上參選名單。
由12月28日起，過海隧巴118往小西灣方向不再停北角，過海後行駛東區走廊至柴灣。一直以來，118一直是不少天后、北角一帶上班族及居民由旺角及隧道口上班回家的「快線」，經渣華道的118車程比102及112快。然118改動之後，原有乘客須改用102或改道渣華道後的110，明顯未能滿足原118往北角乘客的需要。
這次改動算是東區經紅隧巴士的一次大改動，不過這個改動不盡人意，也明顯未能應對港島東區發展的變化。
東區上班人口不斷上升
過去幾年，隨著核心商業區中區一帶的租金不斷上升，不少公司均選擇遷到同屬港島的東區，政府亦帶頭將辦公部門東遷，如2007年的海關總部及2010年的廉政公署總部。加上東區有不少大型商業發展，如位於太古的港島東一號及其一帶的工廈轉商廈的發展，天后至北角一帶，以至柴灣的原有工廈亦大量轉型為商廈及寫字樓。對面海的「起動九龍東」，亦一定程度上帶來「協同」效應，將整個商業區東移。
商業區帶來大量的車流及上下班人流，不同於中環有三條港鐵線服務（港島線、荃灣線及東涌線），港島東區一帶主要依賴港島線及過海的將軍澳線，由新界東及新界西前往東區上班，使用鐵路要多次轉車，十分不便。未來通車的沙中線，過紅磡後首站亦是西面的會展站。一日擬議中連接北角至會展的北港島線不能落實，這批上班客都不能獲得較方便的鐵路服務。
耶誕期間，講講耶穌。剛在網上讀到黃毓民議員的文章〈耶教信仰基督為本〉，有些說話不吐不快。跟黃議員一樣，我對一些保守派耶教徒的反同性戀立場和行動，尤其是有組織如明光社之流的，十分反感；然而，跟黃議員不同，我並非耶教徒，不必訴諸耶穌的訓誨，不必講甚麼神學依據。
黃議員認為耶教「應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指出四福音書都沒有記載耶穌有任何反同性戀的言行，而且耶穌對那些「好教誨及論斷別人的道德偏差」的文士及法利賽人「深惡痛絕」；黃議員因此相信教宗方濟各的親同志言論「有其神學依據」，言下之意大概是：耶穌沒有說反對同性戀，還告誡我們不要論斷別人，因此，追隨耶穌訓誨的信徒，不應該隨便論斷同性戀者有道德偏差。
問題是，那些堅決反對同性戀的耶教徒，一樣可以提出他們的神學依據，一樣可以深信自己的反同性戀立場是「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四福音書的確沒有記載耶穌的反同性戀言行，可是，不要忘記《約翰福音》21: 25 這樣說：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圖：電影The Truman Show截圖
Source: http://www.abovetopsecret.com/forum/thread857074/pg1
最近由香港第一代公屋美荷樓活化而成的青年旅舍終於開幕了。自2007年天星皇后的保育運動之後，政府為回應市民對古蹟保育的需求，便推出了「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美荷樓是第一期活化項目之一。同期的大澳警署、北九龍裁判法院、雷生春等等已經相繼活化成為精品酒店、藝術學校及中醫藥診所。當你一走進活化後的美荷樓，第一件事便見到一間小型博物館，裡面除了一些不錯的歷史材料外，亦有些舊式公屋單位的複製品。旁邊是新設的餐廳和精品店。在我參觀當日，有一對老人家，見到舊式公屋的單位時十分雀躍地跟自己的女兒和孫子講述當年的人和事，聽得我津津有味。可惜明月照溝渠，女兒和孫子真正有興趣的似乎是拍照及登錄社交媒體，歷史承傳又一次失敗了。到了新設的餐廳及精品商店，差不多所有八九十年代日常生活及書本上出現過的舊東西也四散在這個空間。跟剛才的博物館有所不同，這裡的舊東西都附上一張價錢牌，而且收費並不平民化。誠如梁寶山及呂文珊曾在本欄發表的文章所言，懷舊熱在保育運動之後不但變得有價有市，而且更在商場、社區遍地開花，但這股人人講保育的風潮，發展至今反而危害被保育的歷史或原初保育的對象。那現時古蹟保育到底代表了什麼？
與其返工做奴隸，不如齊齊攞綜援！
文：葉炳林
簡介
九七年開始，政府為進行福利改革縮減綜援，帶頭製造「綜援金額超過工作收入」、「綜援養懶人」的論述。主流媒體亦在同時間開始不斷製造相關的新聞，例如說「新來港家庭不用工作領過萬元綜援金」之類，引起極大社會迴響。普羅大眾因此時常質疑綜援制度，將領取綜援的人（無論是所謂的「本地人」還是「新移民」）都視為罪人。一些相關的問題經常被市民提起，比如「拎綜援唔洗做都有成萬蚊，點解我地仲要做野？」
近日，法院裁定綜援的居港七年條件違反基本法，上述那些早在十年前已經相當普遍的問題重新浮現。假如我們細心留意，便會發現這些質問（或反問）其實不止是歧視那麼簡單，而且某程度上更道出了連左翼或社福界都必須要思考的核心議題：福利是什麼？福利與工作有怎樣的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工作？
面對這些問題，左翼及民間團體通常採取兩種回應方法。第一種是透過表達綜援戶的生活困境和需要，希望社會大眾理解或體諒。第二種則是務求以真相打破標籤與迷思，例如以數據指出綜援金並不真的有過萬元、新來港人士只佔綜援戶的極少數，又或者綜援戶自己也很想工作，甚至已經很積極工作。但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沒有正面回應、反而只是回避了上述的核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