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愛瞞傳媒( 2013年3月濠江中學門外)

文：地底人

澳大政治系副教授仇國平今年8月被炒，原因一直撲朔迷離。仇國平今(19)日向媒體公開長達53頁的機密資料，顯示濠江中學2013年3月底曾經向特首崔世安告「御狀」，投訴及譴責仇國平等「澳門良心」成員，在校外派發廉潔選舉的宣傳單章，高呼「公平選舉、師生有責、濠江有責」的口號。濠江指仇等人的「過激行為」，「對師生身心造成極大影響」，對未成年學生造成「錯誤的價值判斷 」。這封投訴信之後由特首辦主任譚俊榮，經社文司轉到澳大。仇國平相信被無理處罰及解僱，與這封投訴信及平日言論「得罪」建制派有關。

政改期間被匿名投訴

對於仇國平被炒，澳大校長趙偉一直不肯公開調查報告，但曾經不只一次不點名批評仇教學上有違「政治中立」，要求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才能加分。但翻查這批機密資料，原來這封署名「一群政府與行政學系的學生」的匿名投訴信，是早在2012年4月澳門政改諮詢期間發出。投訴人先是指對仇國平在政改諮詢期間的「言論和行為表示非常不解和不滿」，又指控他涉嫌「在課堂和社交網站上煽動學生參靜坐絕食和遊行示威等過激行為，並以加學分作為引誘」。

學生證「無強迫」、「無煽動」

儘管佔領金鐘等地爭取民主的運動仍然繼續，但香港確實已進入了「後佔中」的年代。這是因為，目前的佔領行動不僅偏離早期的「佔中」設計，其規模以至影響也遠遠超出原初的想像；更重要的是，如果佔中啟動初期的公民抗命，仍帶有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的影子，那麼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佔領行動，其所反映的訴求、行動方式以至可能產生的效果，跟過往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所習慣的模式，早已大不相同。簡單地說，過去的民主運動有組織有領導，卻沒有太重視開放的民眾參與和公共討論；相反，這次的運動沒有甚至拒絕領導和組織，也不僅停留於反映意見、表達訴求，而是一場告別了形式化的示威遊行，走向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公共政治行動。

對後佔中時代公民抗命的幾種誤解

隔了好些日子，當我回想起自己親眼目睹龍和道特首辦外，警察偷運武器進入政總的一霎，有一個畫面是難以忘懷的。

那一個烈日當空的下午，我和男友前往金鐘。然後，我們聽有人叫大家到特首辦外聲援，便趕過去了。當時，特首辦外早已聚集了不少市民和記者，我們只站在安全島上，前面的馬路堆滿了人，從嘈雜的討論聲中，聽到了人們疑問、擔憂和恐懼，我身旁有一把約五級高的鋁摺梯子，上面站著一個掛著港台記者證的長髮女生，手持攝錄機。

人太多，矮小的我仰仰頭，終看見了在最前線談判的市民和警方。

具體的內容忘記了，之記得拿著大聲公說話的是一個女警，說不會攻擊市民，只是希望是民讓他們運送物品。擾讓了好一會兒後，警方把一桶又一桶的武器運入政總。有前線的人呼喝要阻止，但市民還是眼白白讓武器送進去。這是警方第一次用瞞騙的方式對待示威者。

在場的所有人都看見了，包括記者們。那一刻，我看見身旁的女記者，在那關鍵時刻放下了攝影機。我不想深究當中的原因，畢竟每一行業都有其特定的做法和專業判斷，只希望記者能把真實呈現給更多人知道，這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小市民卑微的期盼。

最後，我沒有留意港台的新聞，只知道TVB一如所料，隻字不提警察欺騙市民的事宜，卻大肆報導示威市民如何不人道地阻止警察運送食物。

這就是我們一直相信的真實。

運動的發展非常快，每一次以為膠著甚至消散，也有力量將之凝聚。正因為發展太快，也來不及評論，事態已轉變。但見運動要退的呼聲開始出現，實在不得不點出某些關鍵。

一）學聯的主導權

就算人民說自己有多不需要大會，也得承認雙學是有主導權，至少政府約學聯談判數次，人民也沒有反對。但那卻不同於學聯真的可以掌控群眾的進退。任何人，例如程翔、胡平，向學聯呼籲見好就收，都是書生論政，不明白什麼是群眾運動。最大錯誤是以為學聯真的有那麼大的決策能力。民意如水，所謂領袖，只是因緣下乘於其上，暫為顏面。民意不欲退，而領袖要退，退的不會是運動，而是較穩健的領袖。取而代之，更激進的領袖會上前，代之為顏面。到時人數或可減少，但激進性會提高，造成的社會不穩會增加。如果因而造成更大的衝突，罪名照樣要落在從溫和到激進的所有運動者身上。

二）秋後算帳在即，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