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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編輯所擬。
事緣是這樣的，當我、黃之鋒和Lester Shum（岑敖暉）等在前線正不停詢問執達主任「人是否障礙物？」和「如何確認所有『小紅帽』都是由原告人授權而不會混入藍屍？」。我們追了兩三個街口問，執達主任和原告律師都沒有任何回應，只顧一味讀他們的文件（我固然聽得不清楚，因為咪太細聲太散）。
隨後，五十多個「小紅帽」上前拆鐵馬，我們沒有阻止，但一直要求他們出示授權書，他們如像藍屍般抓狂，拿著剪鉗指罵我們，遭執達主任制止。其中一人跟足劇本大喊：「我哋要求警察協助！」不久，一隊隊軍裝警走上前排。我們在前面表示現在只是追問禁制令的詳情，可是，一隊機動部隊就上前包圍我們，並不容許我們離開。我立即跟指揮官說：「你是否要拘捕我們？是因甚麼罪名？」他說將要拘捕，因為我們藐視法庭。
撰文：盧浩元
很多時候，人會不經意用了「殘疾」作為罵人的說話，例如「你咁都聽唔到，你聾架」、「死跛佬」、「你弱智架」，如果是戲言，或是一時情緒過於激動，尚且可以忍受（我是用忍受，不是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不尊重殘疾人的語言暴力）。可是，若是存心向殘疾人士或殘疾人士的家人，作出侮辱性言論，是絕對不能接受，是徹底的歧視行為。從本質上，說出這些說話的人，正侮辱自己的人格。
我說的是昨日在旺角向張超雄說「返去湊女啦，你個女有病」的警察，和月前在立法會會議問「本會成員是否有優先安排子女使用兒童之家的安排」的吳亮星（暗指張超雄智障女兒）。
殘疾人被受歧視的情況，一直都在，標籤、污名化、非主流、社會壓迫等。就上述兩句說話，本文無意分析是否有違殘疾歧視條例，反之是希望指出語言暴力的問題。語言其實是塑造文化和知識的工具，語言也在彰顯權力和壓迫，語言也是反映價值取態。
如果我們的社會持守那警員和吳亮星的價值觀，認為殘疾人就是接受福利，需要政府援助，家人留在家中乖乖照顧子女。再推一步，不如叫輪椅人士、視障人士不要外出，以免阻礙別人？那位警員和吳亮星的想法，或是很多人的想法，是殘疾是弱的，是次等的，是需要專家、醫療服務的，與慈善形象相關。這樣的價值觀，實是得出以補救性主導的殘疾人士政策和服務，不尊重殘疾人作為一個主體，只視他們為福利接受者，在主流社會見不到他們，就如同不存在。
「用劍？唔駛嘅，用黑旋風就得！」這句廣告宣傳，用來幫忙形容過去兩三天發生在旺角的事，適合不過。
香港搞治安，真的不需動用到解放軍，因警察原來已煉成為「黑旋風」。
一、
11月25日，警方在旺角借介入協助執達吏清理亞皆老街路障之名，實為清場和驅趕佔領和聚集的市民而行動。期間警方向公眾展示了新的帶釘狀手套和高台噴射式催淚水劑兩種新「玩意」外，還有集合一小隊後便向市民追打狂毆的策略。手段不光是為要驅散示威人士，而是包含了許許多多借勢的施暴。
從第一天借勢由協助執達吏，最後變相在朗豪坊上海街至渡船街一整帶示警，處處暗街開打，到昨天11月26日，更加快速地介入執達吏的清空彌敦道南北行線，之後在附近的西洋菜街新填地街不斷進行暴力驅趕。如此範圍、如此行動，實非清障礙物般簡單。出現於多處及多次警察向市民用警棍追打和亂打，包含了口頭恫嚇及無故攻擊，令到市民一次又一次驚訝究竟發生甚麼事？一下子，我們只能說，警察瘋了！
二、
文/周婷 圖/盧翊銘、李澤彤
「收工時」
攝記盧翊銘（Karma）個子小小、臉上總掛着憨厚笑容，約他談雨傘運動，他有備而來，跟我聊了很多感受。9．26學生爬進公民廣場一刻，Karma身在金鐘港鐵站，剛採訪完罷課集會收工準備回家，猶幸尚未入閘，便趕忙返回政總支援。錯過歷史一刻是可惜，但更遺憾的是他當時拿着的是攝錄機，而不是相機，感覺猶如斷臂。（按：Karma那星期被借調支援拍片工作。）
Karma當時返回立法會大樓內，把拍到的一些片段傳回公司，正事做完，他主動致電一名相識的議員助理，開通到立法會較高樓層的路，當晚11時許，Karma由8、9樓的立法會後樓梯處，向下拍了一張學生、記者被警察包圍，圈在廣場旗桿處的wide shot相片，出動的是私伙「相機仔」，相片刊登在9月27日的《明報》A2版，談不上滿意，但卻充滿回憶。
另一個遺憾要談到9．28，那日也是Karma「收工時」，跟很多同行一樣，他在休假日自己跑出來工作。當晚他身在中環遮打道附近，只得簡單口罩、眼罩下吃了兩枚催淚彈後，他決定「走位」到天橋上，打算向下拍攝施放催淚彈場面，不出所料，警方不久後再施催淚彈，但跟先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有一名年輕男示威者，拾起地上噴着煙的催淚彈，反過來向着警察扔過去。
圖：維基網站
政府開放數據供民間企業和開發者採用，以此研發更多創新技術已是國際間的大趨勢，歐美以至亞洲的例子比比皆是。
2013 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估算，開放數據，每年可為全球創造超過3 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除了令政府運作更公開透明，推動民間監察政府之外，開放數據亦蘊藏龐大商機。
美國紐約大學OpenData 500 研究的高級顧問、Open Data Now 作者Joel Gurin 上月來港分享美國發展開放數據的經驗。他提到發展開放數據的好處主要有三方面：社會效益、改善商界效率和營運。他的研究項目旨在追蹤和顯示政府部門開放數據予不同行業的公司、尤其是中小企運用的情況，現時已經收集超過600間美國公司的資料。
Open Data 5 0 0 的資料顯示，美國政府發布的數據應用最廣泛的五個行業分別是醫療、交通、教育、能源和金融。例如美國有個名為Great Schools 的網站，收集了全國幼稚園至高校的數據，並按照一系列指標為每間學校評分，供學生和家長參考，並按地區、學科、特殊學習需要等因素選擇最合適的學校，全美已有半數家庭選用。在美國，數據處理相關行業亦應運而生，例如不少新公司專門處理政府數據，為開發者提供增值服務。
11月25日，警方開始對旺角佔領區進行清場，其中有不少證據都顯示警察使用了過份的武力，有朋友傷心地說：「我都唔明警察點解要咁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大家都係人啫。」，其實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都曾經分析過警察行為的原因，以下將簡略介紹一下：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對警察本質及功能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說：「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然而，單單國家是未夠維持這種壓迫，所以統治階級建立了法律、警察、監獄與軍隊，以「合法」的暴力去壓制階級矛盾，使不可避免的階級衝突爆發在一個可控制的水平。警察從來都不是人民的朋友，如果警察對你好，那只不過是因為還未到他們要用警棍打到你頭破血流的時候。
2014年11月25日夜，黃之鋒打算與群眾留守到最後一刻，亦已作好心理準備再次被捕，接受公民抗命的沉重代價。之鋒深明上次拘捕已對他的家人做成嚴重的滋擾與心理壓力，他一直說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好兒子，這次他無法不考慮家人的感受，故昨晚唯有離開佔領區，回家與家人商量和交代。與家人交談後和著急旺角被清場的心情交織下他在今早趕回群眾中，成為群眾共同面對暴警清場。之鋒出門前已預料到自己將要在清場時被捕，並會被警方無理拘留，他留下一段錄音在午夜以後發佈。之鋒呼籲即使旺角被清場，金鐘、銅鑼灣的戰友要堅守每一道防線，同時，他要求泛民主派議員克盡己任，發動議會抗爭，重新考慮辭職公投。
錄音內容如下「 今晨旺角應該就要清場，我不知我會否被捕，或者被捕廿小時、三十小時。我只能說，假如我真的被捕，可能之後兩三日，我會與外界隔絕聯繁，我只希望泛民朋友可以在議會內抗爭，並且重新考慮公投。在街頭上，金鐘及銅鑼灣兩個佔領區，每一個防線，每一個鐵馬陣都要守住。這場運動經已兩個月，我希望這段錄音不會公開，假如公開便是我被拘捕，在羈留室的時候。我希望撤回人大決定，以及重啟政改能夠實現。這場運動，我們爭取的是成果，而非爭取退場。我在羈留室的時間裡，大家要堅持下去，我們沒有失敗的本錢。 」
（獨媒特約報導）昨晚八時左右，警方於旺角山東街與西洋菜南街交界拉起多條防線，防止市民走出馬路，大批市民迫在行人路上，進退不能。 人群多次要求警方開路，雙方一直對峙。突然一批配有防暴裝備的警察趕至，揮動警棍驅散市民。Ivan右額被打傷流血，到廣華醫院縫上三針，手部和腳部也受傷 。
先揮警棍 後舉紅旗警告
大批配備盾牌、頭盔、警棍的警察從後排趕至山東街前線。Ivan憶述， 警察到場後，二話不說直接揮警棍驅散市民，大批市民隨即跌倒在地。他以雙手保護頭部， 高呼「救命！」頭部被擊中流血，腳部同時被警方踩至瘀傷，但警方未有停止追打，「數唔清捱咗幾多下警棍」。他表示警方揮棍前沒有任何警告，只在打人後才亮出紅旗警告。有後排市民即把自己手上的頭盔傳向前排。
市民助急救被警驅趕 讓路往醫院救治
有市民帶Ivan走離前線， 血一直從頭部流出，口罩和衣領都染有血跡。返回行人路止血期間，警方一度喝斥照顧Ivan的市民離開，不要逗留。在簡單包紮後，自行前往廣華醫院治療。有市民急得大叫﹕「好慘！有人留哂血，唔該讓開俾佢去醫院。」眾人馬上讓開一條通路。
旺角清場，眼看實力懸殊的力量對比中，佔領者捱警棍吃催淚液，十分難過。
眾人既曉得說學生藐視法庭，也念念有詞破壞社會安寧乃是非法，然而我卻找不到一條成文的根本大法，或一個法庭，替人民控告那個同樣犯法的政權政體。請注意，以上的反問絕非政治修辭。
一個旨在剝奪民主權利的政改方案，原本就是違法，違反了主權在民的根本法。按照盧梭，法律的目的是維護自由和平等，是公共意志的實現，然而，人大框架下的政改，是對自由、平等的謀殺剝奪，因而既不正當也不合法。但是，誰能將人大或梁振英推上法庭呢？
在專權統治下，人民被非法剝奪主權地位，但卻沒有一所法庭可以給後者提出訴訟。在這個意義下，佔領運動原就是這所不存在的法庭的替代物，並以之提出控訴：你們錯了，政制構造必須遵守民主的法。
以上涉及3種違法：禁制令所保障的是私人團體的生計利益，是私人團體對私人團體（佔領者）提出的控訴；而破壞社會安寧，則是眾多個人針對國家的公民抗命行動；但是，政改方案篡奪人民主權，扭曲公共意志，卻比前兩者遠為根本，而且更為無形暴力，法庭也無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