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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擬法定古蹟荷里活道文武廟旁 建21層高青年宿舍

(獨媒特約報導)東華三院擬於於上環荷里活道,擁近150歷史的文武廟建築群旁,興建一棟21層高的青年宿舍。選址原為東華義學,現為一荒廢小學,計劃超過法定圖則的高度限制,並須修改「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用途。中西區關注組反對計劃,認為文武廟或因旁邊不適當的重建而影響文物價值,城規會諮詢於10月30日截止,關注組呼籲市民去信反對

房協亂加費劏長者 樂頤居租戶擬罷交

(獨媒特約報導)房協狂加費劏長者。由房協主導的長者屋計劃「樂頤居」,計劃推出時稱長者只須繳付一筆過費用後,便可安享晚年。然而魔鬼在細節,長者仍須繳交管理費,更須承擔維修費用,屋苑帳目不明,出現嚴重虧蝕,但竟須長者租戶「自負盈虧」予以承擔,十多名長者擬罷交管理費抗議。

樂頤居為房協「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的單位,針對中產長者,稱一次過繳付一筆數十萬的租住權費後,即可長期安居,無須繳付租金,宣傳稱可「高忱無憂、安享晚年」。然而「免租」背後,長者住戶仍須繳交管理費,現時一房單位增至1,500元,平安鐘收費更比坊間的100元,高出3倍的每人300元,並在11月再增加收費,租戶又須承擔每季逾1,200元差餉。

一批居住在樂頤居多年的長者,昨日聯同街工召開記者,10多名長者租戶決定集體罷交管理費,他們批評房協只懂賺錢,直指房協欺騙長者入住後便推缷責任,長者須承擔越來越多之管理和保養費用,部份承諾提供的服務如診所駐場醫生、每月維修檢查服務、健體設施如桑拿和按摩池等均未有提供。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表示將約見房協,並要求改善服務,讓長者可以真正做到「長者安居樂」的服務承諾。

白禮達:FIFA早已內定俄羅斯舉辦2018世界杯

近日貪腐醜聞纏身的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日前接受俄羅斯塔斯社的訪問,談及俄羅斯、卡塔爾申辦世界杯的風波,和對於外間指控的看法,他更提到自己和柏天尼的關係。白禮達更披露,國際足協內部早在投票前,已協定選擇俄羅斯和美國作為2018及2022年世界杯的主辦國,但是在柏天尼的促成下,才讓卡塔爾取代了美國。他又批評,FIFA風波已經被他的敵人「政治化」。

俄羅斯主辦世界杯的爭議

在2010年,俄羅斯擊敗英格蘭,拿下了2018年世界杯主辦權。但隨後不斷有關於俄羅斯行賄的指控,這也讓人們懷疑俄羅斯是否會被撤銷世界杯主辦權。白禮達表示:「俄羅斯不會丟掉世界杯主辦權。」「英格蘭?他們輸不起。沒錯,現代足球是在英格蘭發源的,但當時投票時他們首輪只得到了1票,在第一輪他們就被淘汰了,沒人想在英格蘭舉辦世界杯。」

「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對世界杯舉辦地做了個討論,當時我們都同意應該去俄羅斯舉辦世界杯,因為我們在俄羅斯甚至是東歐都沒辦過世界杯,然後2022年我們再回到美國辦世界杯。 這樣的話,我們就讓世上兩大政治力量都舉辦過了世界杯。本來一切都說得好好的,結果前法國總統薩科齊跟時任卡塔爾王子會談。然後在一個午後,他就跟柏天尼說,其實世界杯在卡塔爾舉辦也挺好的,一切便已改變。」

港大公投反對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 3000人投票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學生會在10月26至30日發起全校公投,分別就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教師、職員及學生接受的人選出任」及「李國章不適合在香港大學管治架構擔任任何職位」兩項議案投票。截止昨日(10月27日),投票人數已逾3,000人,投票率累計為19.2%,已超過最低有效投票率(10%)。

港大學生會今次發起的公投,首日投票率已達12,2%。學生會外務秘書黎的琛表示,以往的公投投票率從沒有首日便超過10%。他指參加是次公投的主要爲本地學生,但也有非本地學生投票。他指公投在網上有眾多報導,幹事會亦為此準備中英對照的宣傳單張。黎的琛指此次是關於副校長任命被否決事件的一次全校本科生民意調查,望可反映大多數學生的意見。黎的琛指如議案通過,學生會將據此採取進一步行動。

大嶼山「孤島兩小時」的教訓

圖:政府網頁

汲水門大橋發生18年來首次躉船撞橋意外,令大嶼山陸路交通完全終斷,旅客無法上機,東涌居民有家歸不得。傳媒在深夜召開的記者會上質問路政署長劉家強:「大嶼山只得一條大橋連接,是否規劃失誤?」很奇怪當時劉署長不敢正面回答,只說大嶼山規劃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行。

我認為要還工程界一個清白,用一條大橋連接市區同大嶼山,並非規劃失誤,而是一項預知的風險,但我們要同時承認,這是一個規劃缺陷,缺陷的根源在於一個不少市民特別是政府官員幾乎已忘掉的事實:大嶼山是離島,四面環海,同長洲坪洲沒有分別。

為何每年颱風襲港,渡輪停航,長洲坪洲成為孤島時,居民沒有大驚小怪,但汲水門大橋封閉兩小時已經全城嘩然,原因大家都明白:我們把近十萬人口放在東涌,把最重要的國際機場放在赤鱲角,所以社會無法承受中斷大嶼山陸路聯繫的代價。

有人翻查舊帳,埋怨立法會不在2002年通過興建十號幹線從大嶼山東北部連接青龍頭,令大嶼山欠缺第二條陸路聯繫。當時兩股勢力聯手說服建制派議員反對,一是營運三號幹線收費公路的地產商新鴻基集團,二是主催港珠澳大橋和時任港口及航運局主席的胡應湘,亦有少部份民主派議員因擔心過度發展或破壞生態環境而投反對票。

可是,多一條青龍大橋或正在興建的屯門到赤鱲角連接路,是否能解除一切風險?

過分集中惹的禍——略論汲水門大橋封閉事件暴露之規劃與政策失誤

圖:政府網頁

10月23日晚,一艘船隻因超高而與汲水門大橋發生碰撞後,觸發橋上警報,整條青嶼幹線不得不立刻停用,進行兩個小時的緊急檢查,致令機場及大嶼山的陸路唯一對外交通聯繫被完全切斷。本組並不質疑這次封橋的決定,但認為必須注意兩點:其一是在封橋期間,由於青嶼幹線的鐵路和公路都不能使用,而要轉乘渡輪,也由於封橋期間只有往梅窩及愉景灣的渡輪服務仍然提供服務(且仍要轉車),使機場及大嶼山地區的交通陷於癱瘓,可見目前香港交通網絡的脆弱程度;其二是渡輪服務在香港交通服務網絡中受嚴重削弱後的惡果,也在這次事故中暴露無遺。本文擬就這兩點,闡述如下:

愛,原來真的需要距離

文:Roni

社區動物,餵與不餵,一直引起爭議。

餵的人,無非想動物得到溫飽;反對餵的人,並不一定厭惡餵飼動物這舉動,而是討厭背後衍生的繁殖和衛生問題。

過去的週末,在郊區擺設街站期間,我遇到了一位小男孩,以下是我和他的真實對話:

我:「小朋友、小朋友,你鍾意野豬嗎?」
小男孩:「唔鐘意。」
我:「點解呀?」(一定是野豬樣子不討好 / 兇惡 / 龐大吧)
答案卻令我有點點錯愕,小男孩告訴我:因為牠們「好臭」。

我如實告訴他,豬和狗的智商相約,牠們不僅懂得哪裡如廁,而且很愛整潔,污糟豬其實並不「污糟」。無奈地,豬給人臭的錯覺頗根深蒂固,除了因為豬場運作模式工業化外,另一方面,卻是來自市民對豬的錯愛。

這份錯愛害了豬,尤其是居住山林的野豬。過去數年,遍訪經常有野豬出現的屋邨,愛豬的市民餵飼野豬,遺留遍地食物殘渣,製造異味,無理地,臭味的源頭卻落在豬身上。當政府接獲投訴,轄下的狩獵隊便很可能出動射殺,結果野豬以性命埋單。即使逃得過被槍殺的厄運,事實是,野豬族群會被引導下山,走進鄰近馬路,坦白説,遇上交通意外只是早晚的事。是故,從最近的新聞報導可見,一星期內至少有三宗野豬遇上意外,野豬媽媽在横過大埔公路時遭撞斃,倒臥血泊中,而尚未斷奶、尾隨媽媽的幼豬,同樣在馬路遇害,身首異處。

事實是,從這些傷感的新聞中,我們反醒過什麼?

《奇蹟補習社》:每個成功的女神,背後都有一個電車男

文:紅眼

在《奇蹟補習社》之前,首先要知道的是另一部真正稱得上是奇蹟的日劇《海女》。兩年前在日本熱播的晨間劇《海女》,創造了近年奇蹟性的高收視,除了讓拍攝地岩手縣的經濟谷底反彈,也連帶令數個名字成為了日本的國民級女神。

其中一個,就是有村架純。

相信入場看《奇蹟補習社》的觀眾,有一半以上都是為了女主角有村架純。部分人以為《奇蹟補習社》是有村架純第一部當女主角的電影,當然不是,不過上一部電影《閃爍的愛情》口碑和質素都頗一般,而且大家都較集中在該片的男主角福士蒼汰(福士蒼汰的爆紅同樣又是歸功於《海女》)。毫無疑問,《奇蹟補習社》是有村架純從模特兒和日劇界別闖入電影圈最亮眼的代表作,未看這部戲的時候,你不免會覺得,這部戲之所以爆紅是因為有村架純坐陣主演;看過之後卻就明白,原來不是這部電影選對了女主角而精彩,而是女主角選對了電影,槓上開花的一部作品。

爭取二十多位社福高層增薪之後

(資料圖片)

當張國柱議員向政府提出增薪的要求後,社福界的迴響極大,而一些社福界的朋友亦爭論張議員的這個行為,是否偏幫社福界的管理層。與此同時,另一些社福界內的朋友則表示,張議員的這個行為是為了開一個先例,為未來爭取同工的薪酬待遇改善作準備。面前的這些爭論,除了反映社福界內存在已久的階層問題,亦使關心同工狀況的一眾同工們,再次討論社福機構過份自主,肥上瘦下的運作方式,張議員的行動,實帶動了同工們再關心他們待遇及薪酬等問題。

爭取高層薪酬待遇事件

在討論同工的問題前,讓我先去分析張議員的行動,以及行動背後的理據。
事件的背景,不得不提醫護界在十月廿一日重陽節時間的行動,其目標是為了爭取同工公平的待遇,為高級醫生爭取跟隨政府加薪標準,使高級醫生能享有公務員機制加薪百分之三的福利,行動給予醫管局壓力,使醫管局重薪考慮被擱置的高級醫生加薪。有見及此,社福界的張議員亦在十月廿三日向勞工福利局局長提出要求為總薪級表45至49點的社福機構員工增加撥款的申請,其目標也是為了「公平」。

面對不公平的情況,我們的確需要挺身而出去進行爭取,但與此同時,亦令我再去審視社福界內存在的結構問題,除了社福高層面對增薪不公平的情況之外,社福界內的基層同工,他們亦面對著起薪點不平等,以及被機構剋扣補發薪金的問題,下文讓我們詳細探討。

NGO前景是GO還是NO?

撰文:黃卓楠

本港不少社會服務由政府藉資助非政府機構(下稱NGO)提供,希望借助NGO靈活、彈性的制度,在提供服務時盡量滿足使用者所需。現時政府撥款予NGO的制度,於2001年起實施,稱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在這制度下,非政府機構可自行調配資源和重整服務,不再在人手編制、薪酬架構或個別開支項目所投入資源上,受政府嚴格控制;同時,NGO員工薪酬不再與政府員工掛鈎,NGO可自行釐訂薪酬水平。另外,政府(主要是社署)會以投標方式,將部份新服務批予NGO營辦。

這撥款模式一直引來不少爭議。在前線服務上,最常見的批評包括員工待遇不公、服務質素倒退。原因是在這模式下,社工與服務使用者所得資源,來自同一筆撥款。社工薪酬上升,花在服務使用者上的資源便會減少,反之亦然。NGO為求提高服務效率,部份員工薪酬越發不及政府內同儕,同時工作負擔大增,結果影響服務質素。這層面的論述坊間甚多,在此不贅;本文希望從整體資源分配上,一窺NGO行業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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