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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孫公為首推出的微調方案來年正式落實，而一直引為詬病的母語教學亦正式宣告壽終正寢，香港教育界面對這項重大的變革，又一次感到舉步維艱。身為教育前線的工作者，本人認為「去標籤」、「去二分」皆為遠疱巿的官腔官話，而所謂「微調」壓根兒是勞民傷財的一次壯舉。
孫公微調，抛出「一級三制」無稽之說。先莫說學生是否具有足夠的英語學習能力，只要想想一級之內實行中文班、混合班及英文班「三制」所帶來的改變，已經叫人無所適從了。微調方案實施，決定以多於一種語言授課的科目，相關的任課教師必須共同合作預先製作出不同書寫語言的課業及試卷。雖說今日學界無不著重學生為本，但是教師亦畢竟是人，在原來已堆積如山的工作之上，百上加斤，我看實在難以承受。
「這天，十五個月大的新仔的胃口不錯。與爸爸一起吃的早餐，吃的是最愛的牛油果﹝夾在花生醬黑麥三文治裡)、小半隻香蕉和少許豆漿。
下午的點心是忌廉芝士有機糙米餅，用飲管杯喝開水。
像過去幾個月一樣，今天的晚餐也是和爸爸媽媽同桌吃飯。新仔用咖啡匙吃了兩口白飯後，便用手指快速地拾吃了一握量的小雞丁﹝喔，他很愛吃白肉哩)。雖然新仔剛滿一歲便懂得握叉和匙，但用手吃還是快得多。期間，還吃了兩小朵西蘭花和一塊紅蘿蔔。當他開始把玩高腳椅托盤上的餐具和食物時，媽媽趕快把它們拿走，並遞上一小碗魚湯，讓新仔拿著小湯匙自行餵飲。飯後的水果時間，新仔用小鋼叉吃了一小碗全脂乳酪橙粒‧‧‧‧‧‧
雖然新仔食飯時經常弄髒頭髮和衣服，有時也會因為出牙、疲倦和生病等原因心情和胃口欠佳，可是爸媽對他自行進食的能力(包括自我決定進食的量和種類)很有信心。況且，在正餐和小食之間，新仔還繼續從媽媽身上得到最保障健康的母乳的補充，故此爸媽從不擔心他的營養。他們的理想，是盡量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自兒子六個月大後引進固體食物起，讓母乳餵哺可持續至最少兩歲。」
(按﹕圖為丸仔 2008年6月4日在時代廣場上的行為藝術表演「人蛹系列」:《紅俑2．時代人 Red-Pupa2．Times Man》，見http://www.geocities.com/yuenjie08/)
感謝影評人家明上星期邀我去看婁燁的《頤和園》，一部3年前被中國政府查禁的電影，亦從未在香港戲院公映過。電影被查禁的原因有許多，導演既未獲官方准許便去參加外國電影節，而故事中又出現性愛及裸露場面，更要命的可能是當中有關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的片段。幾十個觀眾在擠迫狹小的放映室裏，透過婁燁的電影語言，窺視80年代末充滿鬱悶、躁動、欲望的夏天。
直擊「路易威登：創意情感」展覽新聞發布會、傳媒預展及貴賓優先埸，第一節：
一香港市民程展緯，高舉「LCSD：官商勾結 罪證如山展」海報到埸示威， 隨即被保安及公關人員帶離現埸。
在六四二十年之際，一群內地學者在北京舉行了「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參加者包括徐友漁、崔衛平、周舵、錢理群、滕彪、張博樹等。正如參與者之一崔衛平所言：「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是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研討會從多方面對六四民主運動進行思考，部份與會者隨後更把文稿發表於網上。在此，先向各位與會者的良知致敬。
對於研討會的文章，暫時只能找到五篇。當中崔衛平的「為甚麼要談六四」，主線是套用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力」，體現學人應有的風骨，堅持說真話，對於身處開放社會的個人而言是多麼平常，可對於在專制社會的人民，說真話就是在衝擊專制政權的權威和合法性。這是可敬同時亦是可悲！
錢理群的「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嘗試從歷史角度思考中共政權下對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爭取、承諾、背離、扼殺歷史。文章主線為中共政權的建立，背景乃由於國民黨的法西斯管治，剝去人民的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中共以這些自由作為號召，得到知識份子響應，從而獲得了社會支持，更把相關自由寫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可其後的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等政治運動卻以階級鬥爭為綱，背離了當初承諾，六四民運本是重新爭取憲法賦與的自由，可卻觸動一黨專制的禁忌，觸怒專制政權…
馮耀先生一家於六○年代合照，馮汝竹是右下角那個小女孩。﹝阿竹提供﹞
●第一部分：二○○九年的半農半清潔工
她叫馮汝竹，四十八歲，跟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天水圍的公屋。她的生活簡單而充實，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在屯門一個學校當清潔工，清潔圖書館和廁所，午飯後她會回到自己的老家──石崗軍營旁的菜園村耕種。田地部分是五十年代來港的父親留下的，部分是跟旁邊的圍村租的，幾千平方尺，種花、種瓜、種菜、種蕉、也種人家農曆新年過後扔出來的幾十盆桔。她愛植物，植物也是生命，不忍看着年桔埋到堆填區。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 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着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沾上負面意義。
按：監察全球化聯陣於五月十七日舉辦「抗擊經濟危機民間論壇 」，面對現時所謂的金融海嘯，香港公民社會又如何回應？歐陽達初為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他會上總結聯盟三個對金融海嘯的回應方向，並提出我們要超越綜援＝福利的論述，而須建立一個基本生保障權益的運動，以下就是他的發言稿。
過去10年，在香港針對社會保障的「改革」主要有3方面：資格、金額水平、工作條件，這改革基本上配合全球80-90年代福利改革的趨勢。當然，不同類型的福利資本主義體系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但香港政府往往義正詞嚴地提出本土福利改革已算寬鬆：無需供款的社會援助、沒有年限的失業綜援等。再者，本地官商勾結炮製的畸形工作倫理/綜援論述，成功地分割及分化了基層群眾：全職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邊緣勞工(marginal worker)、失業工人、單親人士、復康人士、新來港、少數族裔等所謂下層階級(underclass)。在上一個經濟危機中，基層團體對政府的策略可說招架不住；四分五裂之下，而綜援聯盟亦未有足夠力量去回應經濟、社會出現的變化。
六四二十周年。沒有正式統計過，但悼念活動的數目，可能是二十年來最多的。跟六四有關的出版，就更是汗牛充棟。六四固然用坦克與槍彈奪去了無數北京學生與市民的性命，為亡者的親友造成無可彌補的創傷(可看即將出版的《和天安門母親一起》)，當年不少人也被迫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大陸先鋒派詩人多多1989年的作品〈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最能表逹出這種背井離鄉的心境﹕「十一月入夜的城市/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突然//我家樹上的桔子/在秋風中晃動//我關上窗戶，也沒有用/河流倒流，也沒有用/那鑲滿珍珠的太陽，升起來//也沒有用/鴿群像鐵屑散落/沒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顯得空闊//秋雨過後/那爬滿蝸牛的屋頂/——我的祖國//從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緩緩駛過……」
十年生死兩茫茫，白頭人送黑頭人、黑頭人送不到白頭人，什麼故事都有，朱耀明牧師等發起的「我要回家運動」，便走訪了流放各地的民運人士，並於年初出版採訪文集《回家》。至於六四前夕，則會再接再勵，發佈採訪文集《再回家》與播放紀錄片《流浪的孩子》。
lyrics and music by 阿p
五月十八號你打嚟約我做訪問
話想知道關於我哋首＜please die Donald Tsang＞
聽到你係FACE已經覺得有d甘
同你三唔識七受害應該都係我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