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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A 一般的服務，包括了動物福利教育、獸醫服務、義工招募、絕育、檢核巡查、拯救和福利研究等等這幾項主要工作。
那末，SPCA 有哪些工作是沒有包括的？
記得敝會未成立前，曾經因為漁護署不適當使用套索，而發起7.25包圍上水狗房，2010年7月25日集會前幾天，我和現時的兩位創會成員一起跑進了愛協，質問SPCA 為什麼認為漁護署，那種使用套索的方法會沒有問題。詳細情形很長篇，不贅了。
那天他們也坦誠的告訴筆者，SPCA 不能做的事有以下：
筆者當時好奇問：「既然有這麼三件事不能做，香港的動物福利何時才改得好？」
當時SPCA 的高層答：「我們可以有提出修例和研究法例的特性。」
筆者繼續問：「不上街，不跟政界和團體合作，哪能推動？」
高層續微笑地答：「這個得要靠你們了！」
三年前電影《讓子彈飛》在歲末熱映，姜文那句草莽英雄般的宣誓「站著把錢賺了」功不可沒。被欺負慣了的人民沖他山呼萬歲，他卻鳴槍喝道：「站起來，不許跪！」
位於索罟灣的前南丫石礦場用地，展開了第一階段的諮詢，第一場工作坊已於上星期六於索罟灣舉行。就如規劃署其他土地發展諮詢一樣，顧問公司在第一階段便擺出三個方案「迫你揀」，三個方案均是由低密度住宅、酒店及遊艇會所組成，建議容納人口由二千多人至七千人不等。雖然諮詢表示是「拋磚引玉」，但似乎已無法容納一些「另類」選項，例如整塊土地用作康樂用途，否決豪宅、遊艇會等。梁振英政府上任以來，引導輿論將房屋問題歸咎於「土地供應不足」的同時，前南丫石磺場擬議的土地用途，與其他發展如新界東北、前大磡村等計劃一樣，商業設施、酒店及豪宅均佔頗大的比例，前南丫石礦場更明言不適合興建公屋。這些「搵地」的動作，究竟是否真地在「搵」？為誰而「搵」？
文：wing
就七十年代那個火紅年代，不但有關的中文書籍不算少，連電影如《玻璃之城》、《千言萬語》也以那個時代為背景。有趣的是，如果要認識與我們比較近的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卻不讀英文書不行。這一本《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可說是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缺口。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十個訪問。被訪者都是在八十年代的是民主運動中堅人物：李植悅、馮檢基、羅永生、葉建源、黃碧雲、梁麗清、李柱銘、司徒華、朱耀明和夏其龍。雖然我覺得馬嶽分析的篇幅太過少，被訪者中缺乏工運（再重口味些就是社會主義團體）的代表人物，但我認為這本書是任何關心香港社會運動的人都應該拜讀的。因為這十個訪問不但令我們對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以至香港形勢有更深的了解，讀者更可以藉書中內容反省當下運動的方向，可供思考的方向頗多。
三十年前的兩種民主運動論述
元朗新田新圍村的余婆婆自從四年前有人黎逼遷，如非必要都不敢離開家門，以免能出去不能回來。過去十年共有九十三宗涉及新界土地的逆權管有訴訟，當中很多都是源於新註冊地主逼遷土地上的老居民。(柏齊攝)
編按：今期八鄉錦田地區報的專題做法改會的逆權管有改革建議，這個題目在區內很敏感，也是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對立的一個重要議題。編者想藉法改會諮詢的機會，乘機等區內讀者接觸下這個題目。但最終响對法改會建議的解釋和實際個案之間顧此失彼，講個案多人睇，但就沒篇幅解釋個改革建議，講太多土地法律事務又怕趕客。個案選取方面亦有點顧慮，原來最理想是用八鄉錦田區內的個案，但由於手上個案的對手正是八鄉的原居民鄉頭，若以此做大相，編者擔心會引起很大的反彈，因此最終選擇了以元朗新田余婆婆來做例子。主要目的還是將這個敏感議題帶入社區。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見此，編者就此報告的另一篇評論見此。
(圖片來源)
《版權(修訂)條例》在上一屆立法會期因「遞補機制方案」拉布戰而暫停審議，何時再提交則是未知之數。香港官員常說要與國際接軌，未知可會跟隨英國最新的版權條例修訂。英國政府於去年底宣布修改版權制度，最令一眾網民興奮的是黑紙白字列出豁免戲仿及諷刺作品屬侵權行為，亦容許私人複製影音至不同格式的電子設備。政府計劃於今年內推行新版權法，並估計新措施能為國家未來十年帶來至少五億歐元收入。
（獨媒特約報導）「女人不單止是個別的受害者，也是制度下受害者。」現時香港有關性暴力的法例已沿用超過五十年，其立法原則是以保障貞操、違反社會道德等原則出發，對強姦的定義亦僅限於「以陽具插入陰道」式的性交。在法庭之上，成年受害人得不到私隱保障，又要面對辯方律師再三提問，受到二度創傷。 昨日（1月8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對「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作諮詢，多個婦女團體出席。約二、三十個來自不同團體的示威者與立法會議何秀蘭、黃碧雲、毛孟靜等，在會前在立法會外示威，示威者舉起寫上「不要陽具中心」、「陽具與非陽具侵犯 同樣暴力」、「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保障私隱 我要屏風」等標語。
中國的憲法賦予了公民新聞和言論自由，卻因為種種政治原因，權利一直被限制。然而，很多國內的新聞工作者，並沒有因為不斷的打壓而離開新聞業去追求個人的發展，相反，他們承受著各種各樣的政治風險，堅守著位置，在僅有的空間下，監察政府，為弱勢發聲，這種犧牲小我貢獻社會的精神，令人欽佩。
《南方周末》2013年的獻詞，是在沒有觸犯「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希望中國能夠跟從自己憲法的條文和精神，去進行政治改革。它表達了編輯部最卑微的願望，然而，中共宣傳部門卻連一個如此卑微的願望都要「刪除」，還把很具體的「憲政夢」，改成抽象的「民族復興夢」！
作為媒體工作者，我們可以感受到《南方周末》的仝人是如何絕望、痛心。在如此屈辱的情況下，南周仝人只是要求徹查事件，不要把中宣部的說話，硬塞到編輯的口中，但結果換來是更粗暴和赤裸的打壓：《南方周末》官方微博被迫上繳，好讓中宣部發表失實聲明，全國所有報紙和網上媒體都要被迫刊出中宣部的評論，宣傳機器又再一次指事件是「境外勢力」的陰謀。
一個由中宣部官員濫權而造成的事件，竟然變成一個「境外勢力」的陰謀，這個部門說謊、造假、操控事實的淫威是多麼的可怕！如此的操作，老百姓還能信這個政府？這個權威嗎？
根據蘋果日報（1月8日）立法會會議文件（見附件），政府計劃將新《公司條例》在2013年分批提交立法會審議。惟其中「擬議附屬法例」(d)項《公司（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規例》中，草擬只有指定人士（見註）可向公司註冊處查閱公司董事或公司秘書冊內所載的董事、備任董事或公司秘書的身份識別號碼及住址。換句話，新例實施後，記者及公眾將被剝奪查閱相關資料的權利，獨立媒體（香港）就此表達強烈反對。
有限公司要員（如董事）的資料乃公共資訊，不應納入私隱的範疇。成立及註冊公司屬商業行為，不論顧客（公眾）或生意伙伴均需要索取正確無誤的公司及要員資料以作識別和參考。這些公司高層資料可以幫助預防詐騙及其他商業罪行，銀行公會在諮詢意見中亦表示這些資料有助監察洗黑錢活動，惟政府沒有接納意見。修例將會奪去公眾及消費者的知情權。這種限制資訊流通的措施，實在有違國際倡議公開資料（Open data）的趨勢。近日申訴專員公署高調就公開資料機制及政府檔案管理制度進行直接調查，足證「公開資料」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政府現怎能倒行逆施？
作者按：2013年1月8日下午，統計處處長歐陽方麗麗召開記者會，稱將成立小組全面調查統計員涉嫌造假的報道，由她擔任小組主席，並會邀請統計諮詢委員會成員加入。小組完成調查後，將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交報告。她重申不會容忍數據造假，必須保障數據的可靠及專業性。她承諾與外勤工作人員詳細溝通、加強數據複檢及突擊檢查。
連續兩天，《明報》也頭條報導統計處職員造數。統計工作，不只是搜集和分析數據，更涉及統計過程的工作環境和人事關係。今次《明報》揭露的，正是監督不足，前線統計員不跟足指引，以及只求效率。即使有覆檢，也不能有效杜絕造數。一些社會實況就被統計處扭曲。
先澄清一點，筆者並非隨意譴責前線員工，這是政府部門盲目要求提升工作效率，以求資源增值的新管理主義思維的結果。朋友P的遭遇便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