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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受雨傘運動啟蒙的陳詩雅，在區議會截止提名之前，報名參選屯門興澤選區，力圖阻止在區內「屹立多年」的工聯會徐帆自動當選，盼為社區帶來活力及改變。她呼籲區內選民不應因為覺得改變不到，未曾嘗試就想著放棄，而不願走出那一步：「我地可以做得更多。」
受傘運啟蒙 空降旨為社區「播種」
陳詩雅正兼讀公開大學社會科學系，現時則任職批發公司文員。於區議會截止提名時參選的她指，興澤區只有一名候選人，建制派將自動當選：「我參選是讓當區居民有選擇，亦希望能證明年青人同樣會做實事。」
她又表示，自小已關心社會議題，而從前只是紙上談兵。直至去年雨傘運動，恍然察覺若只停留在人與人之間討論；或更改 Facebook Profile Picture的階段，意義根本不大，政府根本不會予以理會。
（獨媒特約報導）民建聯鍾樹根因選舉海報誤寫為「Chirs Chung」，成為網民熱話。在東區漁灣植「根」多年的鍾樹根今屆將爭取第六度在該區連任。中年大叔徐子見為阻止鍾樹根自動當選，要還選民投票的權力，毅然決定參選漁灣區，望能連「根」拔起。
過去政治冷感 十月決定參選
48歲的徐子見過去是典型的生意人，於理工學院商科文憑畢業，並投身保險業，後來與朋友經營貿易小生意，為「三仔」（車仔、屋仔、老婆仔）而奮鬥，毫不關心社會議題。一場雨傘運動令他認清自己一代只為經濟發展，甚少參與政治，間接造成建制派壟斷的局面，令下一代受苦。
本文不是影評，只是本人看完《哪一天我們會飛》後，想借題發揮一下。「夢想」或「夢」（dream），是西方詞語，我們通常稱為「理想」、「志向」。然而「夢想」一詞畢竟帶有些少詩意，文人愛用。發夢，如幻似真，一覺醒來卻見現實殘酷。「香港唔係俾人發夢嘅地方」，一句對白，道出了當下多少年輕人的心聲。香港，何時變得容不下夢？
要了解前幾代人的思維，不妨讀一讀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戰前戰時或避赤禍患移民到港一代，生於亂世，為避戰火和政治動盪而來港謀生。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但無處可去，唯有留下。一留，便落地生根。他等但求安穩，只要能保三餐，能養育全家，就足夠了。是知足的一代，只望滿足基本經濟條件。人，要腳踏實地，不要發夢。即使有夢，都只可以是一個「安穩夢」。
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香港搖身一變成為「亞洲四小龍」。戰後出生的嬰兒，就在這黃金（當真有黃金）年代力爭上游，攀上高位。人人自信滿滿，深信肯努力就有出頭天，而且現實似乎也確如此。經濟結構相對多元開放，百業興旺，總有位置予你安身。所謂「出人頭地」，就是能賺得比人多。那時，香港人都在發一個又一個「發達夢」、「黃金夢」、「上位夢」。現實與夢想，難得交疊，要成就夢想，「其實唔難」。今天，這些人都在高位，指點江山。
久不久，特首／高官／行會成員／智庫就會出來宣傳：「必須發展郊野公園來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儘管不少學者和民間團體已指出此種理論的荒謬，但權貴們總是不厭其煩繼續自High。今天，我也來一個楔而不捨，再一次戳破發展郊野公園的迷思。
郊野公園的特點如下：
1. 大部份是陡峭的山嶺（發展難度極高）
2. 比較平坦的部份多為集水區（車輛也嚴禁進入，遑論建屋）
3. 交通不便（要同時發展基建調合）
當然，就算有以上三個原因，以現今建造技術，都不等於發展郊野公園為「不可能」，但必須付出以下代價：
1. 發展成本極高（新造基建、土地平整、運輸成本）
2. 發展後管理成本高昂（大規模斜坡監察及定期維修）
3. 發展密度極低（地形限制、規劃要求）
4. 生態破壞（大量砍樹、土壤流失、地下水污染）
5. 市民失去免費消閒選擇（不解釋）
綜合以上各點，得出一個結論：「如果郊野公園發展，只會局限於高價低密度房屋，供應單位少之又少，不能解決現時房屋短缺的問題。」堅持發展郊野公園的人，是從來沒有去過郊野公園?還是只以解決房屋問題為名，實是繼續搶地建豪宅? 恐怕只有他們肚裡的蟲知道。
最近，香港有一位賭神，他調換位置做了莊家，呼籲全民參加他開設的賭局，揚言有錢大家齊齊搵，還指這將有助紓緩社會矛盾云云。
根據2011年4月18日《明報》「王于漸掃樓 帳面賺9000萬：知名經濟學者 02年倡停建居屋」的報導，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多年來參與樓宇炒賣獲利甚豐。他於2010年接受《東周刊》訪問時更曾表示：五十八歲的他，快到退休年齡，亦不諱言「五十後」行運行到落腳趾尾，「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十七年前的「八萬五」和租置計劃
王于漸日前以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的身分，提出日後所有新建公屋可租可買的方案。作為香港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房屋問題專家，王于漸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可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1998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七成自置居所政策和租置計劃，梁振英作為房屋政策主要負責人，王便是主要的智囊和倡議者。到了十七年後的今天，王再以團結香港基金名義，高調推出近百頁的研究報告，公眾對當中的建議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文：吳能鳴
本週日荷蘭甲組聯賽迎來的是重量級的荷蘭國家打吡（De Klassieker），飛燕諾對阿積士，主場出戰的飛燕諾只能與阿積士賽和一比一，仍然落後榜首的阿積士三分，排列聯賽榜的第三位（筆者按：同日PSV燕豪芬主場擊敗烏德勒支，以一分壓倒飛燕諾升上聯賽榜第二位）。誠如筆者的上篇文章提到敵對球會對阿積士猶太身份的歧視是源於誤解，但飛燕諾對阿積士的敵視卻是真實的；飛燕諾對阿積士的荷蘭國家打吡的不但是兩支大球會之間較量，更加是階級的矛盾、關乎生死故事。
城市到階級的矛盾
原圖：蘋果日報
最近留意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市民遇着動物時，都愛加上一個「野」字， 而這個「野」字，卻是帶着貶義或仇視的含意。昨晚，看到大台的一個娛樂節目，以猴「患」無窮作標題來開場，主持每見猴子與野豬出現，那有如見鬼般表情，再加上慌張西望的身體語言，帶給觀眾的訊息只有一個，這些動物——很！可！怕！。動物何罪? 誘使牠們出走出林、改變覓食習慣的是胡亂餵飼的市民，但媒體卻偏偏選擇重點去醜化不懂說話的猴子與野豬。
早陣子，我與義工們在郊野公園附近擺街站，派發有關野豬的資訊 ，當日與不少市民就野生動物的議題交流討論，最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野豬嘛，具有攻擊性，會傷害人啊。」
「聽聞野豬會咬人的呀，好兇惡。」
早前到郊外遠足時，遇到山上正在漫步吃草的牛群，當時有經過的行山人士一臉驚慌的叫道：
「呢啲野牛嚟，會唔會攻擊人架？」
我按耐不住的說：「牛群只是平和的在棲息地覓食，只要不騷擾牠們又何需擔心被攻擊呢？」
「野」不是罪，為何總要把牠們聯想成好勇鬥狠的野獸？牛隻本性馴良，就因為身軀龐大而變得可怕？同樣野豬沒有傷人的舉動，亦沒有市民被其攻擊，而是由各方多年來塑造出來的形象，兇惡野豬已根深地植入市民腦袋，面對這種謠言般的指控，我以問題來回答市民：
「從有關野豬的報導中，受傷甚或死亡的，是野豬還是人？」
（獨媒特約報導）灣仔區議會一向以「深紅」見稱，今屆區議會選舉更僅有1名傳統泛民政黨候選人出戰，變相令一眾「傘兵」成為焦點。34歲的灣仔街坊何詠嘉辭去銀行正職，放棄平穩生活，在提名期最後一日，報名出選灣仔鵝頸區，硬撼去屆自動當選的民建聯鍾嘉敏。她批評對方為「消失人口」，地區工作建樹甚少；明言自己要改變社區：「選到入去唔會坐係到嘆冷氣。」
自稱「港女」 參選是要做好件事
以「蛻變由我們的社區開始」作為競選口號的何詠嘉是土生土長灣仔居民，曾到加拿大留學，之後回港從事銀行工作。她指父母管教甚嚴，一直期望她安份守紀，穩定過活：「即係好似一般香港女仔咁，做工呀，然後搵個人嫁咗佢，咁就完滿啦」。她表示自己「都曾經咁諗，是港女無誤」。
她坦言曾擔心家人對於她參選的看法，所以參選都是「先斬後奏」，直至成功報名後才敢向父母交代。她指母親思想較開通，反而「唔想有人搞事」的爸爸常有微言。她希望透過選舉向爸爸說明「自己唔係搞事，而係做好件事」，讓父親可看到年輕人有理想的一面。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中）
（獨媒特約報導）聾人以手語為母語，手語翻譯有助他們學習，但當他們報讀課程進修，卻因此被拒之於門外。聽障人士支援中心「龍耳」及張超雄議員辦事處調查15間職業培訓機構，發現當中只有3間容許聾人帶同手語翻譯員上課，其餘拒絕讓翻譯員進入課室，否則須繳交學費。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批評機構觸犯《殘疾歧視條例》，又指聾人升學困難，很多完成中學便要就業，因此職業教育對他們非常重要。龍耳就業支援主任盤浩雯指所有殘疾人士都應有平等進修機會。平機會拒絕評論事件是否涉及歧視，稱要視乎個別情況。
文：黎廣德（低碳亞洲行政總裁兼巴黎氣候峰會香港民間代表團團長）
「我們可以成為成功消除貧窮的第一代人，我們也可能是有機會拯救地球的最後一代人。」這是上月全球首腦在聯合國大會上簽署文件〈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內的豪言壯語。
這番說話絕非空談，人類今天生產的糧食足夠養活100億人，但全球70億人口中約10億人在捱餓，因為他們每天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的極端貧窮線，所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一條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香港是發達城市，所以多數香港人覺得極端貧窮離我們很遙遠，反正事不關己。但豪言壯語的第二句便貼身得多，拯救地球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和子子孫孫。
若果此時此刻你仍然以為拯救地球是荷李活超人或蝙蝠俠的玩意，那便急須惡補一堂COP21的功課。
從本月底起一連兩周，各國首腦將齊集法國巴黎，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第21次會議 （21st session of Conference of Parties，簡稱COP21)，連同政府、商界和民間代表，預計有三萬人參加。這是一次遲來的峰會，因為須簽定的協議早該於6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因此拯救地球的有效期只剩下10至15年，一旦過期便神仙難救。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全球830位科學家的一致結論 （詳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