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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調查發現1958年是一個很奇怪的年份﹕恰巧是呂大樂、趙來發、陶傑、江瓊珠、邵國華出生。他們的成長剛好遇上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鬥爭，最後國粹派崩潰，他們正好以社會派的眼光關懷本土地道文化。受 . . .......
「我調查發現1958年是一個很奇怪的年份﹕恰巧是呂大樂、趙來發、陶傑、江瓊珠、邵國華出生。他們的成長剛好遇上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鬥爭，最後國粹派崩潰，他們正好以社會派的眼光關懷本土地道文化。受中文運動、左翼思想衝擊，學運的末期，經濟起飛的大環境下，他們要『搶位』，建立新的香港文化。石人、王亭之、李怡、胡菊人等文化人擲地有聲，代表一種舊有的、保守的意識形態，霸佔陣地。58年出生的一批『新文化人』對此不滿，以《信報》、《財經日報》為基地，向舊文化人宣戰，引起意識形態鬥爭。這群『1958』引介新馬克思主義、Michel Foucault、Yuppies等，真正帶動整個80年代香港文化，一代人露放光芒，個個都是『大佬』。」朗天正是跟這些「大佬」出道的。
生於1965年的朗天，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後，左派形勢大好，85年加入《文匯報》，做硬新聞，至1997後才轉做副刊。「我覺得『1958人』真的很厲害，作為建立香港本土的傳媒推動者，他們工作很嚴肅，訂立規則，讓後輩有所依循，深具『大佬』風範。我們邊做邊跟，蕭規曹隨。」
「90年代初，我要為『大佬』找接班人，向後一望，便看見1969年。」在朗天眼中，1969是另一個神奇的年份，恰巧是潘國靈、湯禎兆（阿湯）、文晶瑩、盧燕珊等人的出生年份。朗天認為心態是可以調節出生年份的差距，於是李照興（Bono）雖生於66年，但朗天總覺得他是69年，因為出道較遲、心態年輕。梁文道雖生於70年，但出道早，也可視為69年。董啟章67年，但完成碩士後才出道，所以也是「69人」。就這樣加加減減，朗天湊合了一代「光芒四射」的「19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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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既出道較早，跟「大佬」的時間較長，他不接棒，反過來硬要較遲出的「1969」接班，他解釋「1965」只是輔助性的，幫助「1958」發功，幫忙spot後輩。「我只是敬陪末坐，陪太子讀書，對上行先死先，對後是墊底。『1965』注定是這種命，電影界也如此。」我不禁問句為什麼﹖朗天說﹕「我不想訴諸神秘學解釋。」
不是人人能陪跑，朗天說「1965人」的優點是「對上EQ高，對下夠親和，能建立人際網絡。」命該如此，朗天豁達地說﹕「我不夠『1958人』厲害，不行就不行，要認命，要謙虛，何必酸溜溜地問人為何不spot我﹖我們『1965』做不到，自然期望『1969』成為新的『大佬』。『大佬』不能換得太快，十年就差不多。我只能做軍師。」這個軍師還預言﹕「依我觀察，65與75都是陪跑的。65陪69跑，75理應陪79跑，可惜社會發展不是固定的，我看不到1979有一代人出現，質素差很遠，可能是社會遲熟了，暫時未冒出來。當然也可能是香港社會創意貧乏，發展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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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3月20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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