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未看翻譯上半的朋友請到這裏。
巴迪烏﹝Alain Badiou﹞提出如何區別兩類﹝或者應說是層次﹞民主中的貪腐：第一類「經驗上的貪腐」﹝empirical corruption﹞，即是我們通常對這個詞的理解，但第二類源於民主的形式本身，此形式怎樣將政治退約成私人利益的討價還價。這個區別顯現於，當一名誠實的「民主」政治人物在打擊「經驗上的貪腐」時，同時間卻維持了另一種貪腐的正式空間。﹝當然，也有反過來的，即政治人物為了「善之獨裁」﹝dictatorship of Virtue﹞而行「經驗上的貪腐」。﹞
巴迪烏在《薩爾科齊的意義》﹝”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書評見這裏﹞一書中寫道：「若將民主解作代表權，那麼首先它就是支撐其形式的普遍系統的代表。換句話說：選舉民主的代表性只限於首先作為資本主義──或者今天說的『市場經濟』──的公認代表。這是其根本的貪腐。」在經驗層次上，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反映、記錄、量度──人民意見的量化分佈，以及人民就政黨提出的計劃及其候選人等等的看法。不過，從更激進和「超越」的意義看，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標誌了──某種對社會、政治及「人民在其中的位置」的眼界。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着對社會生活的一種確切的眼界，其中的政治組織方法是黨派在選舉中競爭以控制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機構。這個超越的框架從來不是中立的──它重視特定價值和做法──這在危機和冷漠的時刻、當我們經驗到民主制度無力記錄人民的所想所望時便顯明了。例如在二○○五年的英國大選，雖然貝理雅愈來愈不受歡迎，但這種不滿卻沒法尋到政治上的表達。很明顯，這裏出了大問題：不是人民不知道自己想什麼，但犬儒心態、或屈從，妨礙他們付諸行動。
這不是說應該鄙視民主選舉；只是要強調，它們本身不是真實事態﹝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的指標；按規矩，它們傾向反映突出的民意﹝the predominant doxa﹞。舉一個沒有疑問的例子：一九四○年代的法國。就連法國共產黨第二號人物杜克洛﹝Jacques Duclos﹞都承認，若那時舉行自由選舉，貝當元帥﹝Pétain﹞會贏得九成的選票。當戴高樂拒絕承認法國的投降協定繼續抵抗，他宣稱只有他，而不是維希政權，才是代表真正的法國發言﹝注意，不是代表「大多數法國人」﹞。他宣稱自己講的是真理，儘管它沒有民主合法性，亦明顯違背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有的民主選舉確實可以令真理的一刻彰顯：在這些選舉中，大多數人不隨從懷疑和犬儒的惰性，「醒來」以選票抵制具支配性的意見；但是，這樣的選舉太例外了，其例外說明選舉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通往真理的中介。
隨着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冒起，民主的正統潛力便被削弱，專制資本主義的觸鬚逐漸伸向西方。此中的改變總是配合某一國的價值而來：帶着「俄羅斯價值」﹝即殘暴地展示權力﹞的普京資本主義，帶着「意大利價值」﹝即漫畫化裝模作樣﹞的貝盧斯科尼資本主義。普京和貝盧斯科尼賴以上台的民主制度愈來愈退化成一空殼，而且，不管經濟狀況急速惡化，他們倆都保持高民望﹝超過三分二選民﹞。難怪他們如此老友：兩人都有忽然「發作」的習慣﹝普京的「發作」卻是預先安排的，以配合俄羅斯的「民族性格」﹞。普京不時說髒話或爆出令人厭惡的口頭恐嚇。數年前，一名西方記者問他一條有關車臣的彆扭問題，普京反咬一口，說若果他還未割包皮，俄羅斯政府熱誠地邀請他到莫斯科，那裏有一流的外科醫生，他們在替他割時會順手多割一些。
貝盧斯科尼是重要的，而整個意大利都變成一個實驗室，那裏正在研製我們的未來。如果我們現在的政治選擇剩下寬容的自由派技術官僚主義和基要派民粹主義，貝盧斯科尼的偉大成就正是將兩者調和為一，一人同時包含兩者。正是這個結合令他在近年戰無不勝：意大利的「左翼」都認命了。這也許就是其統治最令人難過的面向：他的民主是其他人都棄權的民主，是透過犬儒的墮落來管治。
貝盧斯科尼行事愈來愈無恥：不單止對就其私人商業利益進行的司法調查視若無睹，更不斷損害國家元首的莊嚴。古典政治的莊嚴源自其高於民間社會特殊利益的爭逐：政治是從民間社會分別開來的，代表着「自由人的理想領域」﹝the ideal sphere of the citoyen ﹞，無關乎帶着中產階級特性的自利爭逐。貝盧斯科尼有效地破壞了此區分：今日的意大利，國家權力是由中產階級直接控制，他公開地借公權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將自己的私人生活攤出來展覽，彷彿正在參與真人騷。
美國最後一位悲劇性的總統是尼克遜：他是個騙子，但一邊是自己的理想與野心，一邊是政治現實，這個騙子被夾在中間犧牲了。列根﹝和梅內姆﹞是另一類登上舞台的人物，這類特氟龍﹝Teflon，譯按：特氟龍製的廚具特性是不「黐底」，這裏指說話不用算數﹞總統不再被期望要履行競選時的承諾，因此也對所有實質性的批評置若罔聞﹝記得列根每次出席公開場合後民望都上升，儘管記者們不斷列舉其錯誤﹞。這個新總統類型結合了忽然「發作」和無情的操控。
貝盧斯科尼肆無忌憚的粗野是恃着人們會視他為神話般的「普通意大利人」：我是你們其中一個，有一點貪腐，不愛守法，跟妻子鬧翻因為我被另一個女人吸引。當他領受尊貴政治家的「騎士」﹝il cavaliere﹞稱號時，也更像歌劇中的窮男人夢想飛黃騰達多一些。但我們不應受愚弄；在小丑面具背後是一個以無情的高效率運作的國家力量。也許，在恥笑貝盧斯科尼時，我們已參與了他的遊戲。然而，一個由技術和經濟主導的政權加上小丑的門面並不足夠：還要多一樣東西。那就是恐懼，在這裏貝盧斯科尼的雙頭龍就出來了：新移民和「共產黨人」﹝貝盧斯科尼對任何攻擊他的人──包括《經濟學人》──的用語﹞。
二○○八年一套賣座的動畫《功夫熊貓》﹝Kung Fu Panda﹞為了解我一直在描述的意識形態狀況提供了基本的座標。那隻肥熊貓夢想成為功夫戰士。他被隨意地選中﹝背後當然埋伏着命運之手﹞為拯救其城市的英雄，最終也成功了。但影片中的偽東方唯心論﹝pseudo-Oriental spiritualism ﹞不斷被一種犬儒的諧謔侵蝕。令人意外的是，這種持續的自嘲並沒有將電影拉回實際：電影最終還是對其不斷嘲弄的對象認真起來。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一個著名的軼聞也能說明同樣的想法。一名到訪尼爾斯‧玻爾鄉郊住所的科學家，驚訝地見到門上釘着馬蹄鐵，他說他不相信馬蹄鐵可以驅走惡靈，尼爾斯‧玻爾回道：「我也不相信的；之所以有，是因為聽說就算你不相信，它也一樣見效！」這是意識形態在今天的運作模式：沒有人對民主或公義認真，我們知道都已腐化了，但我們仍舊照做如儀，因為我們假設就算我們不再相信，它們也依然有效。貝盧斯科尼是我們的功夫熊貓。馬克思兄弟﹝the Marx Brothers﹞可能會如此說：「此人或許看似一個貪腐的傻瓜、行事亦如一貪腐的傻瓜，但不要被騙了──他確是一個貪腐的傻瓜。」
二○○八年七月發生的事可讓我們瞥見這欺騙背後的真相。當時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應付由北非和東歐進入的移民。八月初，四千名全副武裝士兵被調動去守衛大城市的敏感地點﹝火車站、商業中心及其他﹞。緊急狀態令下沒有大事發生：生活如常。難道這不是全球發達國家正共同步向的狀況？──這樣那樣的緊急狀態令被接受為確保生活如常的必要措施
緊急狀態的真相是什麼？在二○○七年八月七日，七名突尼西亞漁民在西西里附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以南三十英里的海域下錨作業。他們被呼救聲驚醒，發現一艘擠滿了饑民﹝後來確定有四十四名非洲移民﹞的橡皮艇載浮載沉。船長決定把他們救起並帶到蘭佩杜薩，他和一眾船員卻在那裏被捕。九月二十日，他們被帶到西西里法庭，控以「協助非法入境」。若罪名成立，可判監一至十五年。所有人都同意，這次荒謬的審訊是為了警告其他人不要有樣學樣：其他漁民在同樣的情況下用棍棒打走移民，由得他們溺死，則不會有任何後果。事件展示了阿甘本「受譴咒的人」﹝homo sacer﹞的概念──這個被排除在公眾秩序以外、殺之不構成犯罪的人──不僅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被落實，連被想像成人權和人道主義保壘的歐洲也一樣。
自視為「溫和」反猶人士的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在一九三八年將「合理的反猶主義」一詞講得最清楚：我們准許自己讚賞半猶太人卓別靈在電影中的演出；欽佩半猶太人普魯斯特；讚賞猶太人曼紐因﹝Yehudi Menuhin﹞；希特勒的聲音透過以猶太人赫茨﹝Hertz﹞命名的電波傳播……我們不想殺掉所有人，我們不想搞任何集體屠殺。但我們也認為，要阻礙帶來不能預測的行動的「本能反猶主義」，最佳方法是組織一個合理的反猶主義。
我們的政府按民主標準，正當地以「不合理」為由否定民粹的種族歧視，取而代之的是「合理地」歧視的保護措施﹝protective measures﹞。「我們准許自己讚賞非洲和東歐的運動員、亞洲的醫生、印度的軟件設計師。我們不想殺害任何人，我們不想組織任何集體屠殺。但我們也認為，要阻礙帶來不能預測和暴力行為的「本能反移民主義」，最佳方法是組織合理的反移民保護。」今日的巴西拉奇們﹝部分是社會民主派﹞如此說。這是從直接野蠻﹝direct barbarism﹞清楚地過渡至帶人臉的貝盧斯科尼式野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