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和新加坡，表面上都是繁榮昌盛的城市，但是在看起來勇往直前的衝勁深處，其實又隱藏著一種文化的焦灼。在英國殖民文化所扎下的地基上，眺望中國文化投擲下的巨大輪廓，思索自己手中想建的大樓，究竟該長什麼樣。傳統和現代怎麼界定又如何銜接、英語和華語孰輕孰重、北京話和閩粵方言能否共存，文化的歸屬，究竟那最深的軸，在哪裡？這一種存在的焦灼，自覺或不自覺，就在各個領域裡流露出來：教育政策、都市規劃和保存、文化政策和藝術教育的辯論等等。
這種焦灼，和這兩個城市的繁榮昌盛，其實是同一條絲綢花被的面和裡吧？殖民主義帶來了現代化的經濟體制，同時也拆解了原來的傳統紋理，留下了文化的頓然失所。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或深或淺的足跡，至今清晰可尋。
寫出「東方主義」對殖民主義深刻批判的薩依德，很小就體會了文化失所的意含。失去了巴勒斯坦這個家，流離到開羅，小薩依德進入開羅的英國學校。這個學校使他「頭一遭體驗到英國人以一個殖民地事業為形式的有組織體系。其中的氣候是全體不帶疑問的唯唯諾諾，教員與學生都一副可恨的奴相……我和校外的英國孩子並無接觸，隔著一條無形界線，他們藏在我不能進入的另一個世界裡。我深深覺得他們的姓名才是『正』名，他們的衣著、口音及交遊也和我完全不同 ……他們是有家的，而最深意義的『家』，是我一直無緣的東西。」
在英語學校裡，講阿拉伯語是要被歧視、受處罰的。但是他很快發現，用一個語言去解釋另一個語言的世界，是一件極端複雜、困難的事。被迫擁抱一個你無法真正進入的語言，被迫「擱淺」一個你自己身心相屬的語言，結果是一種精神的流離失所，薩依德說，就是變成「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愁苦。」
薩依德體驗到殖民的文化割裂，是在一九四一年，他上小學。循著足跡再往前行，可以看見一九二八年的聶魯達。
一九七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在一九二八年，是智利派駐錫蘭的的年輕外交官。他在趕赴宴會的路上，聽見歌聲，從一間黑幽幽的屋子裡傳出。他就叫停了正在奔跑人力車，駐足傾聽。「在黑暗中如泣如訴地顫動，這聲音高到難以置信的高度，便戛然而止，隨即降到像陰影那樣黑暗，融會到雞蛋花香氣中去。」
他到了宴會，英國人穿著高雅的禮服，對聶魯達遲到的原因覺得難解：「音樂？本地人也有音樂？」
聶魯達深深震動：「英國殖民者與廣闊的亞洲世界之間這種可怕的距離，是永無止境的；他還始終表明一種非人道的孤立，表明一種對本地人的價值和生活的完全無知。」
然後聶魯達很仔細地描寫他所目睹的一場大規模獵象行動：農民用火把將大約五百頭野象群逼到森林的一個角落，然後誘進一個大圍場。當大象發現上當時，他們已經沒有退路。這時，大象退到圍場中央，把母象和幼象圍在中心，有組織地抵抗敵人。「牠們發出馬嘶或刺耳的號聲似的令人痛苦的叫聲，絕望中把最柔弱的樹木連根拔起。」
這時，農民首先讓早被馴服的大象進入圍場，攻擊野象，以便讓獵人趁機把野象的後腿用粗繩拴到樹幹上。野象，就這樣一頭一頭被制伏。但是，制伏之後還要馴服：
被俘的大象好幾天不肯進食。但是獵人了解牠們的弱點，讓牠們餓一段時間，然後把牠們愛吃的植物的芽和嫩枝送來，牠們在沒有被俘時曾經在大森林裡長途跋涉去尋找這種食物。大象終於決定吃東西了。大象就這樣被馴服了，而且開始學幹繁重的工作。
我想，聶魯達絕不僅只在談大象。而獵人，也不僅只是英國人。被馴服者對待自己的同類，往往是同一副殖民者的臉，或者更嚴峻。精神一旦失所，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和智慧到叢林裡再度找回「家」之所在。
龍應台
圖：聶魯達
中國時報 200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