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複」，根據黑格爾，在歷史上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當一些事情發生僅此一次，它可能被視為一次意外，不再談論。如果同一個狀況以不同方式去處理的話，一些事情可能已經避免發生；但當同一事件自己重複發生，便有一個跡象，一個更深的歷史進程正在展示。當拿破崙1813年在萊比鍚失守時，這看起來是運氣不佳；當他在滑鐵盧再次失守，這便很清楚，他時候已到。這同樣適用於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2008年9月被一些人描述為一個反常現象，可以透過更好的法規去糾正過來等等；現在一個重複的金融萎縮的跡象聚集起來，很明顯，我們正在應付一個結構性現象。
我們一次又一次被告知，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債務危機，我們必須共同承擔並勒緊褲帶。是我們所有人，也就是說，除了（非常）富有的人。對他們徵收更重稅的想法是大忌：如果我們這樣做，爭論便會出現，富有的人便會沒有動機去投資，就業機會更少，我們都會受到影響。在艱難時期唯一的自救方法是讓窮人更窮，讓富有的更富有。窮人應該做甚麼？他們可以做甚麼？
雖然英國暴亂由對馬克．杜根(Mark Duggan)可疑的槍殺所觸發的，每個人都同意，他們表達一種更深的不安──但是何種不安呢？如同2005年巴黎市郊焚燒車輛那樣，英國暴徒沒有信息傳遞。（與2010年11月，同樣演變成騷亂的大規模學生示威截然不同。學生明確表示拒絕接受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議。）這便是作為一個革命動機所出現的實例，很難以馬克思主義的措辭去設想英國暴徒的原因；他們更適合於黑格爾學派「烏合之眾」的概念，那些外圍組織的社會空間，只能通過具破壞性的「非理性」爆發，去表達他們的不滿──黑格爾稱之為「抽象否定性」(abstract negativity)。
有一個舊故事講述一個工人涉嫌偷竊：每天傍晚，當他離開工廠，他將獨輪手推車推到面前給仔細檢查。看守沒有發現；它總是空的。最終，一個便士跌下來：工人正在偷竊的正是眾多獨輪手推車本身。看守忽略了明顯的真相，正如評論員對暴亂所做的一樣。我們被告知1990年代初共產政權的瓦解標誌著意識形態的終結：以極權主義災難為終極的大規模意識形態計劃已經結束；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理性時代，務實的政治。如果這種陳腔濫調──我們身處一個後意識形態時代──在任何意義上都是真實的話，這便可在最近的暴力爆發中看出。這是零程度的抗議，一個暴力的行動沒有任何訴求。他們不顧一切要嘗試找出暴亂的原因，社會學家和時事評論員混淆了暴亂所表達的謎團。
示威者，儘管被剝奪基本權利和實際上被社會排斥，並不生活在飢餓的邊緣。處於更糟的物質窘迫的人，更不用說身體和思想壓迫的狀況，已經能夠自我組織起來，成為有明確議程的政治力量。事實上，暴亂者沒有計劃，本身因此成為一個被詮釋的事實：這告訴我們很大程度上我們的意識形態政治窘境和一種我們所居住的社會，一個慶祝選擇的社會，但當中可供任擇其一的更替，去強化民主的共識，是一個盲目的行事。反對該系統的不再在一個現實更替選擇的形式，或甚至如一個烏托邦計劃中清晰表達自己，而只有採取毫無意義的爆發樣式。當只有由眾多規則去擔當與（自我）毀滅的暴力之間的選擇時，我們慶祝選擇自由的核心是甚麼？
亞倫．巴迪歐(Alain Badiou)爭論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經驗到「無世界」(worldless)的社會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只可採取的抗議形式就是毫無意義的暴力。或者這便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之一：雖然憑藉走向全球的力量環繞著整個世界，它維持一種「無世界」意識形態的薈萃，當中人們尋找意義定位的方式被剝奪。全球化根本的教訓是，資本主義能夠自我容納於所有的文明，由基督教到印度教到佛教，由西方到東方：沒有全球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沒有「資本主義的文明」適用。資本主義的全球規模象徵著沒有意義的真理。
因此，第一個對暴亂要下的結論是，無論保守派與自由派對騷亂的反應都是不適當的。保守派的反應是可以預期的：對於這種恣意毀壞沒有申辯的理由；我們應該以一切必要手段去恢復秩序，以防止這類事情進一步爆發，我們再不需要更多的容忍和社會幫助，而是更多的紀律、勤奮工作和責任感。這種解釋的錯誤之處不只在於忽略了令人絕望的社會狀況，迫使青少年走向暴力爆發，而或許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一個形式──這些爆發回響著保守意識形態本身所隱藏的前設。當上世紀90年代，保守黨發起他們「回歸基本」的陣營時，它駭人聽聞的補充由譚百德男爵(Norman Tebbit)（譯按：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揭露：「人不只是一個社會的，也是一個領土的動物；這必須成為我們議程的一部分，去滿足那些部落文化和領土性質的本能。」這是「回歸基本」的真正意思：「通過滿足野蠻人的「本能」(basic instincts)，得到釋放的野蠻人潛伏在我們明顯地開化、資產階級社會之下。」1960年代，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引入「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的概念去解釋「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人類的本能慾望可被偽昇華(desublimated)，容許完全的行動自由，而仍受到資本主義的支配，即色情行業。在騷亂期間的英國街頭，我們看見的並不是人類變回「野獸」，而是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生產的，「野獸」光著身子的樣式。
同時左翼自由派，依舊是不出所料地，忠於他們的口頭禪(mantra)社會方案和一體化倡議，當中所忽略的，已經剝奪了第二和第三代移民對他們經濟及社會的前景：暴力爆發是他們必須清晰表達不滿的唯一手段。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爆發的深層原因，而不是我們自己沈醉於報復幻想之中。我們甚至可以想像一下，要在一個貧窮、種族混雜的地區，做一個被警察先驗地嫌疑和不斷騷擾的；不僅失業的，而是往往不能受僱的；對未來沒有希望的年輕人是甚麼意思？言下之意是，這些他們發現自己身處其中的狀況迫使他們將無可避免的走上街頭。然而，這種說法的問題是，它僅僅列出暴亂的客觀條件。參與暴亂是要發表一個主觀的陳述，含蓄地宣告一個人是怎樣與一個人的客觀條件相關。
（續）
翻譯原文：
Slavoj Žižek, “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 on the meaning of the rio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Online only), 19 August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