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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澤: 左派暗戰曾蔭權 中央難調解

香港經濟日報   黃世澤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兼職講師
200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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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暗戰曾蔭權 中央難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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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曾蔭權委任前民主黨研究部主管、經常公開抨擊親北京政客的《茶杯》雜誌前總編輯劉細良,擔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開始,到左派發動的德信建築工人欠薪墊支事件,和的士司機包圍美利大廈事件,把曾蔭權政府搞得頗為尷尬,至最近因傳倒曾潮,搞得馬力和鄭經翰在3個月內第二度在咪高峰上交火,左派與曾蔭權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明顯。

  由這一連串事件,大家不難見到,曾蔭權連任背後的暗湧,以及將會面對的敵人是甚麼。

左派冀維持主導地位

  對於親北京人士而言,與一位和李柱銘、鄭經翰私交甚篤,曾經負責推行居英權計劃,又是羅馬天主教徒的曾蔭權,很難有合作的空間。但由於胡溫上場後,一改用人唯親的作風,放棄一些作風浮誇的人,改為提拔由低做起的技術官僚,這政策幾乎是全中國適用,令胡溫在董建華不能收拾殘局後重用曾蔭權。

  對國情有一定認識的親北京人士,知道這是全國的趨勢,他們無力逆轉,加上曾蔭權民望高,在政改問題上,表面看來像有共同立場,雙方才有這基礎薄弱的聯盟。

  不過,親北京人士對曾蔭權的支持是有條件的。最低限度,他們希望維持在董建華時代,於政府政策上的主導地位。表面由曾蔭權來當特首,但實際上人事、政策仍是以親北京的當主導,甚至想由曾蔭權調度政府資源,來替民建聯培養「執政」人才,這亦是「政務助理」政策的背景。

  但曾蔭權心目中的強政勵治,很明顯不是去當親北京人士的傀儡,他在董建華政府八年,親眼看到董建華是如何失敗。由他重用政務官,至拉攏民主派人士,甚至連北京都不信任的前保安司黎慶寧亦加入支持曾蔭權的智庫組織,都可以看到曾蔭權想恢復彭定康時代的格局,以公務員,以及思想與公務員,或他本人接近的民主派作骨幹,建立在沒有民選政治支持下,先於政黨代表人民的「全民政府」。

  重用政務官,與親北京人士千方百計踢走港英官僚取而代之的想法背道而馳。而將可以與政府合作的民主派納入其中,更是挑戰親北京人士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親北京政客與曾蔭權觸發惡鬥在所難免。

中央調停未化解干戈

  初時暗批劉細良的任命,以至暗指鄭經翰搞挑撥離間,充其量是「暗戰」,也是很符合左派一貫的戰略。

  但曾鈺成出動指劉細良是「民主派打手」,梁振英公開指摘與曾蔭權甚有私交鄭經翰,那不是暗戰那麼簡單,因為外界都會認為,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們不是要打鄭經翰,而是擺明車馬向曾蔭權宣戰。

  由於零七年的行政長官,仍然由親北京人士主導的選委會選出,因此,除非親北京人士的行為過於咄咄逼人,令曾蔭權的施政出現重大麻煩,否則曾蔭權不會明目張膽在二零零七年前,與親北京人士決裂,而要曾蔭權忍耐多一兩年,對一向忍功了得的他,都不是難事。而北京為了穩住政局,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上周高調引用鄧小平語錄(見副文),要求親北京陣營停戰。

  但高祀仁的言論,亦只能換來人大政協兩會間的和平,不能夠長期停止暗戰。親北京黨派與港英公務員,以至溫和民主派的心病積累十多年,試問怎可能三言兩語間可以化解,這是治標不治本。

曾連任前須忍讓打壓

  因此曾蔭權正式連任前,雙方間的暗戰是在所難免,除了相互向北京打小報告這些看不到的交鋒,在選委會選民資格,二零零七年區議員委任,甚至日常區議會政府對民建聯要求的慷慨度,定必有所不同。曾蔭權很清楚,讓不滿自己的親北京人士坐大,實在是養虎為患之舉。而親北京人士在個別議題上,暗放一些「蕉皮」,也是可以預見。

  在可見的將來,親北京人士與政府的較量將會相當多,而且在連任後將會更為明顯。長此下去,曾蔭權要親手再打開與泛民的溝通大門是遲早問題。

  張志剛在周一本報文章指,曾蔭權選擇那塊板塊是一回事,對方會否讓其立足是另一回事。實際上,政治是利字當頭的遊戲。當親北京陣營仍不讓他立足,千方百計要把他推下冰海時,相對弱勢的泛民主派與曾蔭權就有合作的空間。這點不言而喻。在政治上,只有共同的利益,利字當頭,曾蔭權沒有選擇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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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公治港論 中間路應佔多數

  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日前引用《鄧小平文選》指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左派要有,中間人士應佔大多數。」以圖平息連日在北京擾攘的「倒曾潮」。

「愛國論」爭辯 常引述

  84年6月,鄧小平向訪京的香港工商界,談及「港人治港」的構想。鄧提出,這必須「有個界和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來治理香港。」

  同年10月,鄧小平趁港澳人士回國參加國慶時,又進一步向他們闡釋「港人治港」的理念。他表示:「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鄧小平兩次關於「港人治港」的這番說話,在「七一大遊行」之後、04年「愛國論」的爭辯中,經常被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