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首次奪得美洲國家杯冠軍，對於這個足球、政治密不可分的國家可謂意義非凡——智利人在綠茵場上的成就，卻不應該只值那麼少。
位列南美前四的足球大國
在南美洲，智利位列傳統四強（另外三者為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而且該國足總歷史悠久，僅次於阿根廷（前者1895年成立——時值中日甲午戰爭，後者是1893年）。不過，智利在國際賽的成績和榮譽卻不與其足球歷史成正比，截至1970年代為止只在本國舉辧的世界杯取得一次季軍（1962年），在南美國家杯（美洲國家杯前身）只取得四次季軍（1926年、1941年、1945年及1967年）及兩次亞軍（1955年及1956年）。
不過，智利作為銅礦大國、富甲南美。在優厚的物質條件下，智利的足球運動發展照理不會落後其他國家太多才是。而且，智利的足球隊是民間的社交聚會點，其地位甚至猶如教會，而且足球員的社交圈是智利的政治風向標，同時亦是國家英雄的化身。正因為足球的特殊地位，才使它跟智利政治的關係不可分割。右翼政權的抬頭，同時伴隨智利足球的長久墮落。
「智利911」
自六十年代開始，智利政治漸漸左傾——屬於中間偏左、基督教民主黨的費爾（Eduardo Frei Montalva）和社會主義者阿連特（Salvador Allende）先後上台執政，並致力解決國內財富不均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例如推行土地改革、銅礦國有化政策、加強社會福利等。她在阿連特統治之下嘗試擺脫美國的政治、經濟羈絆，步向更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甚至和古巴建立外交關係。
但是，智利極度依賴銅出口，適逢國際銅價下跌和美國的經濟施壓，使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社會危機。美國總統尼克遜曾經對中央情報局揚言要搞挎智利經濟和阿連特，最終也付諸實行——1973年9月11 日，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發動政變，謀殺阿連特、上台執政，締造一個市場至上、強推經濟私有化的右翼政權，並在芝加哥學派指導下廢除最低工資、取消工會權力。另一方面，皮諾切特政府亦是惡名昭著的獨裁政權，他的血腥之手亦同時施向綠茵場。
球場=集中營？
智利聖地亞哥市國家體育館（Estadio Nacional Julio Martínez Prádanos），既是該國數一數二的體育設施，也是皮諾切特政權徵用的露天監獄，扣押及殺害大量反對者。1974年，蘇聯和智利為爭逐最後一個世界杯席位而進行附加賽，而第二回合的賽事場地正好是聖地亞哥國家體育館。由於蘇聯事先已知悉場館是智利軍政府迫害政治犯的集中地，拒赴球場參賽，並要求移至中立場地比賽；而智利則加快將一切場內的政治犯轉移、清洗，以便賽事進行（據說有部分未及處理的政治犯還關在更衣室）。國際足協判定雙方必須在原定地點比賽，蘇聯索性罷踢，球場上只剩十一位智利球員踢球，釀成了當時轟動國際的政治風波。
雖然蘇聯沒來，但比賽照舊進行，而場上只剩十一位智利球員。國際足協宣佈蘇聯棄權，而智利雖然得以晉身西德世界杯決賽周，但由於整體發揮欠理想，於首圈出局。
在智利足壇，出現對右翼政權強而有力的反對聲音：卡西利（Carlos Caszely）。這位高路高路（Colo Colo）及國家隊名宿不只揚名綠茵場，同時也自稱社會主義者。卡西利母親曾遭秘密警察綁架及折磨，而他本人亦在出戰世界杯前夕會見皮諾切特時，拒絕向對方握手，並指稱對蘇聯那場「幽靈比賽」是「世界性耻辱」。
皮諾切特、博彩與足球
智利政府視運動為體能教育、軍事教育，甚至是強國興邦的重要手段，故此一直為體育基金撥款以示國家的支持。皮諾切特為了鞏固人心，決定以另一種方式扶助智利體育——尤其智利的職業球會，那就是立法把體育博彩的收益撥歸它們。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末期體育彩票收入已相等於國家對體育開支的80%。
皮諾切特的措施固然使各大球會受惠，但也養成球會對博彩收入的過分依賴，衍生出經營不善的問題。以高路高路這家冠絕智利的班霸為例，原來它曾經在2002年因為3000萬美元欠債而蒙受託管。直至2005年，智利國會才頒佈法律，強制所有職業球會註冊為公共有限體育公司，並須在法律監管下重整財政。
智利的低潮，由1982年持續至2010年，這18年間只曾亮相三屆世界杯決賽週（1982、1998和2010），而踏入90年代始更頻換教練（由1990至2010年換了13任教練），而所出人才就只有森莫蘭奴（Iván Zamorano）和沙拉斯（Jose Marcelo Salas）能獨當一面，其餘皆乏善可陳。雖然智利足球的委靡不能單純歸因皮諾切特，但在這個國度足球和政治乃命運共同體，而人民對他的獨裁陰影揮之不去，足球又豈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