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聞
A04 明報
馬家輝
2005-11-29
「你總得選一邊站的，如果你還想當個人的話。」———普選遊行的政治抉擇
何鴻燊對12月4日的普選遊行提出了「少於5萬人」的熱切期待，這或是其「生日願望」的延續篇，舊願未了、新願待償，這樣的一位老先生可真貪婪得從容坦白；《論語》說過「老者，戒之在貪」，樂善好施的何博士顯然並非孔子的忠實信徒。
為什麼是5萬而不是6萬、7萬、8萬、9萬或50萬？沒人知道，相信連何博士自己也不知道，正如前陣子有一位「學者」指稱遊行人數最好不要低於2000但也別高於10萬、否則即難得出理想效果云云，這樣或那樣的數字判斷，既欠學理根據，亦缺經驗基礎，純粹是商人和「學者」的夢囈絮語，根本不值得認真探究。
真正值得注視的倒是，這個城市對於數字的迷戀程度幾乎已到了偏執境界，從「學者」的幼稚反應到媒體的民調新聞，從商人的保守期待到市民的好奇預測，普遍氣氛無不在於汲汲猜度「最接近現實」或「最近乎理想」的遊行人數，普選遊行彷彿變成了一瑒競獎遊戲，像玩電視節目《百萬富翁》，從現場觀眾到家庭觀眾皆在睜大眼睛揣度答案；也像估計新股上市的市場反應，大家都在談論股價背後的「值博率」和投資回報。至此，遊行人數成為焦點，遊行本義反變次要；至此，普選遊行變成較多是關乎效益高低的「經濟產能」問題，較少是指涉普世人權的「政治哲學」問題；至此，普世人權的「價值因素」退位居次，政治權鬥的「價格因素」才是首義。工具取向、實用掛帥的香港精神，至此盡顯無遺。
對於數字的迷戀偏執，當然不限於對遊行人數的泛濫猜度，而更在於對「時間」和「年歲」的熱中討論。2007、2012、2017、2022、2027……有如被攤在菜市場的一塊瘦豬骨，普選人權的落實年份被一群政治阿叔阿嬸圍討價還價，保守派固然希望年份數字愈大愈好、愈遲愈妙，可悲的是，連所謂泛民主派竟亦一直以「有價講」的姿勢奔走斡旋於旺角街頭和下亞厘畢道，隱隱然待價而沽，願意把香港人期待了幾十年的民主普選廉價零售；至此，泛民主派正式搖身一變成為「販民主派」，在所謂策略運用的眩目燈光下、在所謂時間表的華麗招牌下，隨時同意並協助把香港人的普選權利延宕押後。
而同樣可哀的是，一些常以現代諸葛亮自居的「學者」或過氣政客竟亦急於替建制護航，歌頌曾許聯盟的「務實」，踐踏普選呼聲的「激進」，自動獻身為推遲普選出謀劃策；曲學阿世如斯，也真令人替他們所讀過的政治哲學經典感到心傷羞愧。
至於對「年歲」的崇敬，主要展現為兩位「老翁」的報紙廣告之戰。一位78歲，另一位年逾60，兩人分從不同角度切入討論能否、應否在有生之年看見普選。這場筆戰之所以動人，或因在於兩位參戰者皆以老人自居，大版廣告，滿腹議論，深深牽動了大家對於年齡時間的浪漫想像。其實，78歲又怎樣？年邁60又如何？難道18歲、26歲的人就不必同樣心急去看見普選、就欠缺同樣堅定的立場去擁抱普選？普選之作為普世價值，真正意義在於跨越了時間和地域限度，任何一個敢於自稱開明理性的社會皆須以此作為最基礎的公民權利，若真有時間，它必然是now；若真有地域，它必然是here。不分年齡種族，普選應是一切的起點。
是的，普選是普世價值，是現代社會經歷痛苦折騰而沉澱出來的一種文明結晶；普選是現代社會政治運作的唯一選項，不應被濃縮轉移為時間、年齡、年份的工具計算；普選是政治哲學的深層底蘊，並非經濟投資的回報計算。當巴黎、倫敦、東京、曼谷、首爾、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的市民都可以透過普選來決定誰來擔任自己政府的最高領導，並且不是到了昨天才有這項權利，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怎有面目奢談自己的優勢？香港人怎可能再甘於自縛？
美國芝加哥市民熱中於棒球比賽，市內的小熊隊和白襪隊各有擁躉，因此，球迷之間流傳了一句幽默警語：「如果有人跟你講，他是小熊隊的球迷，也是白襪隊的球迷，那個人一定是個騙子，在芝加哥，這一套是不成立的。」
面對普選，態度豈不亦應如此？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支持普選，but……」，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要唾棄他，別相信他。正如英國小說家格雷安‧葛林(GrahamGreene)在《沉靜的美國人》書裏所指：「你總得選一邊站的，如果你還想當個人的話。」
12月4日為什麼要上街遊行？不為湊夠人數以求政府讓步，也不為年紀已老而憂心忡忡，只為，我們相信現代文明，我們相信自己配享民主，我們還想，是的，真的還想當個人。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