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家永三郎。1913年出生於名古屋，2002年病逝於東京市，享年89歲；在89年的漫長歲月裏，他花了前半生於讀書和教學工作上，花了後半生在一宗跟教學有關的官司訴訟上。
這場官司大致可被概括成這樣的故事：家永三郎於東京大學國史科畢業後，擔任中學教師，用由國軍主義者所監訂撰寫的教科書講授日本史，其後，進入東京教育大學深造，專研日本思想與文化史，發表了不少見解精闢的學術著作。1952年，家永三郎寫成供高中學生使用為教材的《新日本史》，用最赤裸也最接近真實的語言描述日本軍隊在戰時所曾作出的暴行，其中包括肯定不會有任何一個中國人反對的段落如下：
■「由一批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是空前的災難。日本政府把戰爭美化為聖戰，完全隱瞞了日本軍隊的失敗和在戰場上的暴行，大部分國民對真相一無所知，熱心地支持盲目的戰爭。」
■「日軍在佔領南京後，立即殺害了為數眾多的中國軍民，被稱為『南京大屠殺』。日軍到處殺害居民，燒村莊，姦淫婦女，使中國人民的生命、貞操和財產的損失不可計量。」
■「日軍在哈爾濱市的郊外設立了被稱為『七三一部隊』的細菌部隊，以數千名俘虜，主要是中國人，也包括外國人在內，從事殘暴的人體實驗。這暴虐事件一直持續到同蘇聯開戰，長達數年。」
為什麼要寫《新日本史》？家永三郎在自傳裏回答：「我在戰爭期間當了教師，使用政府規定的教材，不許有其他觀點。儘管我沒有上過戰場，但我有許多學生去了，而且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也有些變成非常殘暴的軍人。一想到我曾用錯誤的教科書替他們洗腦，我就寢食難安，自覺有不可推卸的反省責任。教科書鼓勵他們去中國大陸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效忠天皇，領導亞洲、解放亞洲，他們都相信了。我很難過，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教師們沒能發揮作用制止這場戰爭呢？」
《新日本史》出版後，被高中廣泛使用，1962年，日本文部省在右翼政團的煽動下，突然審訂該書為「不合格教材」，要求家永三郎改寫多達300處內容，務令有關侵華戰爭的部分符合「皇國史觀」。經過多番抗議無效，家永三郎於1965年提出訴訟，指控文部省的審查為違憲之舉，就從這年開始，日本法院一審、再審、三審；家永三郎一告、再告、三告，這場被日本人稱為「教科書審判」的官司反覆纏訟達32年之久，直至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判定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案子才算終結。而在打官司的難艱歷程裏，家永三郎飽受右翼政團的暴力和精神威脅，早已健康垮台、財產垮盤。
為什麼要堅持這麼久？家永三郎在公開聲明裏回答：「在戰爭時期，我埋頭保護自己，沒有為阻止這場悲劇做過任何抵抗性的嘗試，眼白白看許多年輕人陷入悲慘命運，我的良心備受重創。今天，如果我再放棄維護史實和良心，豈不肯定會再次自責？我以平民之身向國家提出訴訟，只為想補償以前未能抵制戰爭的罪孽，若能補償萬分之一，已很滿足。」
家永三郎的堅毅抗爭已經畫上句號，可是，日本右翼幽靈仍在集結、仍在蠢動，侵華仍被稱為「進出」，屠殺仍被指為「謊言」，我們彷彿看見一團軍國妖氣在扶桑之國的天空鬱結盤旋，昔日已烈，今日猶存，明天恐亦難以散去。所幸的或是，從50年代至今，儘管教科書篡改歷史之事層出不窮，每回在日本國內以至亞洲各國，都會有人挺身怒吼、嚴辭抗議，而根據數字顯示，符合「皇國史觀」的教科書亦甚難普及，以2001年的右翼《歷史》和《公民》版本為例，日本全國的採用率僅有0.04%，距離「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所定的10%目標相差甚遠，至於採用該些版本教科書的學校，亦以聾啞中心和託護醫院等社會位置較低的教育機構為主。這足證明，妖氣之下，猶有靈光。
然而，站到日本勇者家永三郎遺像下的中國人，若真願效法其神而回顧一己之史，恐必難以迴避追問自己幾句：如果我們敢於理直氣壯地要求別國「忠於史實」，為什麼我們往往對己國歷史之被閹割---不管是教科書上寫的或大眾傳媒上說的---視若無睹？如果我們因為別國篡改了歷史而憤怒上街、而扔石頭、而罵髒話，憑什麼我們可以對己國歷史之被塗改默然不語？所有在內地被容許通行的中國現/當代史---不管是教科書上寫的或大眾傳媒上說的---豈不亦統統是把無數中國人的血與淚消了音、絕了聲？從國共對抗到五七反右，從文革遺恨到六四悲歌，從劉少奇到趙紫陽，有哪段歷史不被或這樣或那樣地扭曲變造？這幾天湧到日本使領館門前激情吶喊的中國人，可曾對這現象抗議過半句？
家永三郎宅心仁厚，他若於泉下有知，應該不會嘲笑，只會對中國人流下同情的眼淚。
馬家輝
明報 200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