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06-06-12
巴士阿叔惡罵青年，或可看成是跨代矛盾的寓言。阿叔強暴多言，青年忍讓又不時挑釁，表面是不了了之，但完全是不服氣又不以為然。在電腦網族之中，青年人十分抵死地把阿叔rap成罪人，但短片走進主流媒體，又是熟口熟面地炒作奇情故事。一條光棍，以最不堪的方法，爭取曝光之後的剩餘價值，廉恥跌破底價，金錢是終極的追求。
阿叔所演繹的是一個低級版本的香港故事，高級版的經濟奇蹟仍然不斷地在媒體傳播。這幾天在國家地理頻道播放一個「Mega-cities」系列，本周介紹的城市就是香港。成龍以香港發言人的姿態，說明香港是一個快人一步的城市，要跑在別人前面，才能在競爭之中勝出。而這種競爭，只收窄在搵錢搵得快的標準上。
香港＝搵錢？
節目刻意要指出，成龍不單是演員，他是食肆老闆，搵銀有一套醒目方案。跟着介紹香港的貨櫃碼頭，更反覆說明香港是一個高效的搵錢城市，錢錢錢錢，時間就是金錢，節目基調是———香港之為香港，就是識得搵錢！在國家地理這個頗受外國中產肯定的平台，所呈現那一個香港仍然是以變通靈活醒目去爭取最大利益的故事。這是一個香港中年才俊所肯定的故事，反覆論述之後成為具代表性的主流版本。然而，它對於新一代香港青年還有多少解釋能力？
九七金融風暴後「香港地、靠自己」的成功故事正式爆破，年輕人要面對一個向上流動機會大為減少的社會。公平一點來說，其實無論九七前後香港社會都是弱肉強食，上班一族同樣都要面對辦公室政治，售貨員和侍應同樣都要不時面對蠻不講理的顧客。所謂社會環境的改變，是指大學畢業不是飯碗的保證，黃仁龍刻苦求學出人頭地的社會流動方程式已不適用，當中年人亦面對「下流社會」的降級壓力，簡單勸誡年輕人要拼搏、努力、食腦的成功之道亦無從說起，更常見是學位或副學士畢業後前路茫茫，家中又有供養父母或弟妹的壓力，只好快快找份和自己專業未必有關的買辦或營銷或秘書工作。他們間中會在潮流雜誌中，讀到同齡的俊男美女如何在逆市中，當上企業行政要員或在股市樓市賺到第一個100萬。但他們心底裏都清楚，這些後九七的成功故事與他們無甚關連。
可喜的是過去數年間，不少年輕人群體正在迅速崛起，提出他們對香港故事較為多元化的詮釋。中年一代，對六七十年代的青年社群，往往有浪漫的記憶。例如以前的電影會，文社，沙龍，社運，出版物如《青年人周報》、《文化新潮》等，都被肯定為香港論述的搖籃，每當中年港人在懷緬以往的黃金歲月，不時有今天青年人不濟事的感嘆。然而，若拿近年冒起的青年文化組織Roundtable作對比，我想它在組織能力、議題多樣性、出版物的視野、活動的創意各方面，比以前的文社沙龍有過之而無不及。
灣仔重建則是更為深入進取的例子。香港史上第一個參與式規劃，是由年輕組織者、學者、藝術工作者和專業人士與街坊自發串連而成。在政黨政治角力和明星議員號召之外，這班年輕人為香港城市發展寫下重要一頁。這種有機和動態的動員模式，並不見得能容於傳統政治組織。新生代參政者的故事，仍然有待解讀。而從灣仔社區重建冒起的故事，顯露出參與、互動、協作的新元素，在經濟考慮之外，還加入了鮮明的公民價值。
學術界對香港故事的研究，由早年的歷史與人類學報告，到社會問題的政策研究，到七八十年代對香港人政治與社會性格的描述，發展到八九十年代對香港文化的總結性論述，累積了一個頗為豐富的香港故事———殖民的歷史條件，讓香港發展成一個不中不西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港人以自由、法治、靈活拼搏、專業精神、工具理性、行政程序等特性創造一個活潑的本土文化。這種論述，既批判以經濟神話主導的普及香港故事版本，亦同時推敲這個香港成功故事背後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曾一度在董建華管治危機中被拿出來當作靈丹妙藥)。
然而，面對香港後九七的新形勢，面對香港青年的成長環境，香港故事必須重新敘述，無論是坊間流傳的經濟奇蹟，還是學術界對於香港(中年)生活世界的描繪，都必須接駁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共同分享香港故事的詮釋權，以建立、催生、促進新世代的典範轉移。
香港人已毋須再依戀什麼「獅子山下」式的香港成功故事，或崇拜70年代港大或中大所謂vintageyears所培育出來的成功人士。過去的火紅時代或者真的製造了一批社會精英，未來卻是屬於在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代。况且，所謂火紅年代，也有浪漫化的言過其實。
現在於政府總部、立法會、跨國企業和大銀行裏左右大局的一代人，大多都是現在已50歲過外。他們年輕時曾一起經歷過中文運動和反貪浪潮，對他們今天待人處事的態度影響甚深。由是觀之，這些年間經歷了沙士和七一，在彭定康和董建華下成長，現在廿多卅歲的年輕人，又擁有一個怎樣的世界觀，將會建立一個怎樣的香港？
這條問題是每一個關注香港前路的人都該思考的，可惜現今的精英對新世代的典範轉移似乎認識有限。以政治動員為例，大多數政黨都沒有青年組，但香港很少年輕人以加入政黨的青年組為目標。年輕人對政黨政治漠不關心的原因，從政缺乏出路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現今政黨的動員模式和新世代參與政治的方式格格不入。民主黨對香港政情的詮釋，壟斷在老鬼手上，青年觀點難以冒出頭來。
後九七香港的社會環境，營造了一種獨有的政治動員邏輯。03年的七一遊行，說明了新世代的年輕人冷漠表面之下其實有無限的動員潛力。七一遊行，成為年輕人最重要的香港故事坐標。他們的動員模式、參與社會的切入點、香港價值的經驗與記憶，在在與中年港人大大不同。
與青年分享香港故事的詮釋權
在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代當中，有年輕人拿取獎學金到美國的長春藤大學進修光耀門楣，有人名校畢業念法律系加入大狀黨做義工，也有出身寒微的不理親戚的冷言冷語投身非政府組織，各自有自我定義的成功路徑。
當然，更多的年輕人是在香港成功故事不一定行不通的今天，在學業事業的壓力下，在中年港人的搖頭嘆息之中去面對今天的「下流社會」。
我們合寫這篇文章，不是要說什麼學術大道理，而是努力去指出，香港到了跨代接棒的關口，急須擴充跨代詮釋的空間，讓青年一代，與香港中堅分子分享香港故事的詮釋權，激活新一輪對香港經驗的分析、整理與論述。
如果把「巴士短片」作為一個跨代矛盾的寓言，那麼阿叔應反省一下自己「聲大夾無準」而且有錢無品的性格，坐下來聽聽年輕人的觀點與角度。唯有打通跨代溝通的機遇，中年阿叔才不會沉迷於自圓其說的故事之中。
這些年間經歷了沙士和七一，在彭定康和董建華下成長，現在廿多卅歲的年輕人，又擁有一個怎樣的世界觀，將會建立一個怎樣的香港？
香港到了跨代接棒的關口，急須擴充跨代詮釋的空間，讓青年一代，與香港中堅分子分享香港故事的詮釋權，激活新一輪對香港經驗的分析、整理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