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當代媒體文化瞬閃即逝之習，或因「兩國論」不可逆的封閉主義，香港如火如荼進行的「奪回皇后碼頭」行動並沒有得到台灣主流太多的關注。但其實在雜揉的東亞當代史中，香港與台灣一直是彼此重要的參照與中介，未曾中斷：晚清到民初作為革命重地、一九四九之後的「兩岸三地」地緣政治之緣故，許多流亡者通過香港逃難、「四小龍」的經濟狂飆期同為「奇蹟」之一、與九七後的「一國兩制」試驗性政治，港、臺分別是直接與間接對象等。
就算在近年，兩地的民間社會運動組織者也未曾減少了往來互動，前年更由於香港「反『世貿』週」的緣故，進一步通往更廣闊的國際連帶。至於此番皇后碼頭「反清拆」運動，可能不僅藏著香港知識份子在一九九七之後，或者在特首的陰影下，而對台灣八、九○年代社會運動產生的持續探索、反思，它也內藏著香港街坊對台灣「社區運動」、「城市保存」之真相的持續追問，目的是要認清「後」殖民時期的市民權，更遠望「四十年之後」。
這讓我想到晚近，港、臺在中國崛起後，同時對自身經濟感到焦慮徬徨，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城市再建設；另方面，則是各自逐漸發展的社會認同爭辯，及各類的本土化論述。或許除了關心彼此的「纜車」安不安全、會不會掉下來，以及「自由行」的機票價格以外，在「天星碼頭反清拆」標語早經社運者攜過黑水溝，而正飄揚在「樂生院」的今日，我們也該透過皇后「本土行動」進行自我認識，透過香港朋友的抗爭行動質問自己的社會。
與「天星」碼頭一樣，「皇后」碼頭也是政府當下這波填海計劃的重要環節，和碼頭—觀光區進一步「中環化」的構想，事實上，包括計劃新建巨型商場「摩地大廈」在內，整個中環越來越多的那些台灣人愛逛的購物中心，幾乎都是當初填海而來的，以及一波波市區重建得來的。但由於計劃沒有市民表達意見的餘地，在市民意識崛起後有了越來越多的反彈，街坊把強制的更新計劃視為「殖民」政府陰影的延續，事實上政府也就是出資籌組「市建局」（非官方機構）的黑手，再加上預定填海時增建解放軍碼頭，因此也被認為嚴重干涉香港自治。
對於香港年輕一代組織者來說，台灣數十年「市民規劃」經驗，不僅可被挪用來宣示「金鐘—中環—上環」區塊，或「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等同一波「市區重建」區塊裡，那些岌岌可危的市民街道公共使用權、重申居住者對城市面貌和內涵的權利，更應拿來發揚城市居住者的歷史詮釋權，以驅離營利導向的規劃者、建築師、顧問公司。因為現行體制下，無論行政獨立的環境影響審議，或市民私產權之保障，乃至區區的意見表達權，都在政府讓渡權力予非官方機構統籌處置的過程裡缺席。
政府的粗糙行政過程，和隨時動用「警察」的作為，讓香港人拒絕相信「解殖」，更懷疑「回歸」。然而，相較於香港文化機構行政長官先是口頭宣示皇后碼頭歷史價值、再宣布清拆後「異地重建」，台灣經驗似乎好不到哪去。從日前台灣環保署「環評委」集體控訴政府，以及數年來不斷發生古蹟臨指定前遭燒毀、或指定後遭荒置，甚至「委外經營」乃至於演變成私人商業空間的經驗，台灣都市規劃官員的進步空間並不比香港來的少。行政過程中的現身，往往也僅成為「程序本身」，「松煙巨蛋」的抗爭就是好例子。
皇后前的市民宣示它是「本土行動」，因為這不只反映香港市民對市中心全面觀光化、玻璃盒子化的焦慮，是老街坊拒絕自己的生命史被以「尺」來丈量換錢；更反映了香港知識份子與中下階層對特殊地點之歷史記憶、社會行動的專注，暗示了人民對政府權力過大的緊張。所以在官方「皇后登陸」史之外，他們還挖掘了各式社運經驗與碼頭間的關聯，其中包括中下市民對「天星小輪」公共運輸費用漲價的成功抵制。運動不僅面對政府，更要喚回群眾，雖然數位絕食者遭搬離的那天現場僅有四、五百人，但各種各樣的普通市民一齊靜坐，已是奪回街道的重大進展。
若把類似的台灣事件揭開來看，則我們會發覺，即便「台灣國族主義」再怎樣高張，「社區營造」再怎樣透過文建會的預算分配遍佈全島，若從人民權利的角度來看，則會發覺凡當「重大建設」與「社會呼籲」有所衝突時，勝者皆是象徵「城市發展」的政府工程、土地販售，或以「維護、更新」之名行「新建」之實的房地產炒作。無論怎樣的空間保存、綠樹綠地保護，都仍未成功阻止地價一翻再翻，當「台灣價值」與「本土意識」與政府空間發展觀念不同調時，只有政府說是的才算數。
「皇后保衛戰」的抵抗行動不僅在嘗試重新理解「本土、歷史、文化」的意義，也在於緊抓「市區重建」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商權力進行正面攻擊。然而，處於台灣的我們，能否進入香港「一般市民」對於城市前景的焦慮？當我們踏進廟街，走進旺角，能否發現鋪主辛酸？而每當回國經過中正航廈那些台灣蘭花展示區與「Taiwan Yes」廣告版前時，我們又能否回來思考自己的城市、文化，與歷史？或許正是透過這個參照過程，我們方能進一步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城市，但是路還長的很。
圖：前方廢墟為本文作者於台南的老家，後方「不是」拆後安置處。攝於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