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房屋，不僅是記憶，對香港人來說，具有跨時代意義。這也是特區政府面對民意到了「臨界點」，必須大量興建公屋的最重要原因。
香港人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下，進入了一個金融和房地產炒賣的漩渦裏，也恰恰是這種追隨美國芝加哥學派學者Milton Frideman的治理模式，使香港政府能藉口「大市場，小政府」繼續管治。於是，我們看到，在地產霸權無孔不入之下，房地產價格被瘋狂炒作，市民窩居難求，公屋作為市民經濟支柱的角色被刻意淡化。要調整這種扭曲現象，唯有大量興建公屋一途。
興建公屋為什麼重要？它不僅能夠解決香港基層老百姓的居住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調整香港房地產價格的因素，甚至改變目前貧富懸殊的扭曲生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香港約有三成人居住在公屋，一成多人住在由政府資助購買的居屋，其他市民則住在私人發展商興建的房子。本來，在私人住宅價格水平和市民薪水維持在一定比例，這種一半人住在公共房屋，另一半人住在私人市場樓宇的情況並不會太惡劣，但問題是，近年香港私人居住市場的樓價不斷飆升，在過去兩年，房價升幅達百分之五十。
面對私人居住市場的價格狂飆，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的說法是：「那是兩個市場。」即高價格私人市場的升幅，不會影響到中低價位的房價。這是一種昧於事實的說法。看看沙田大圍區一座本來不甚起眼的金獅花園，二年前，四百二十多呎的單位售價約一百一十萬港元，但今年三月，已經升到一百七十多萬。售價上漲，租金也不甘人後。一位朋友本來租住金獅花園一個單位，但近月因租金從五千一下子升到六千多而被迫搬遷。
樓價高，租金貴，將仍然留在私人市場的普通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但政府官員又會說，他們有「置安心計劃」啊！然而，按照計劃，到二零一四年才推出一千個單位，整套計劃也只興建五千個單位，這對目前龐大的居住需要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更何況，不管是居屋或是「置安心計劃」，美其名有一套審核機制，可以讓經濟能力較低的家庭去購買居屋。然而，這話又可圈可點。
為什麼？這些由房屋委員會興建的居屋，其售價卻和私人市場掛，一般是低於市價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本來，這在七十年代末、即「居者有其屋」計劃開始推出的時候，依然被視作惠民措施之一（雖然當然的反對聲音也非常響亮），但到了今天，私人市場的房價不受控制，居屋價格隨之暴漲；一個位於港島西灣河的居屋「海景」單位售價高達三百萬，為什麼？因為它周邊都蓋了豪宅，每個單位售價動輒逾千萬。
既然私人住宅和居屋都無法解決基層百姓的居住問題，那麼，安排居民入住公屋當然是相對有效的方法。針對這一點，特區政府也有說法，他們指出，政府每一年都在推出公屋單位，但入住者和輪候者的數目卻不成正比。以去年數據為例，被編排入住公屋單位的約有二萬個家庭或個人，但符合資格的輪候入住者卻已經多達十三萬。如按照目前公屋興建速度，香港人要透過公屋來解決居住問題，又談何容易？
一九五四年，香港第一座公屋在石硤尾落成，有人指出，這是港英政府在香港施行社會福利政策之始，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包括學者M.Castells也指出，從五十年代開始，至六十年代大量興建公屋，與當時香港身處全球經濟邊陲位置，要提供大量勞動力有關。這一點，可以從當時大部分公屋都建在新蒲崗、觀塘等工業區周邊來檢驗。換句話說，人們可以將當時的公屋看作是一種減省工業發展中的人力成本的投資；到七十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名義上是在「尋求一個改善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但實際上，那是麥理浩自從一九七一年上任港督後，為了平息「六七暴動」延續下來的連串社會失序、反殖民抗議的其中一項「善政」；其他善政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打擊貪污、修改勞工條例、提供九年免費教育等。這系列政策均具有時代意義。
到了今天，雖然獅子山精神已經淡褪，但公屋的時代意義卻日漸鮮明，它已經超越居住需求本身，而成為平衡扭曲的房地產買賣市場、調節整個社會貧富不均的有效空間。試想想，如果大量公屋蓋建起來，政府部門降低申請者的門檻，那麼，大量家庭或單身人士成功入住，這裏，先不談超級豪宅那個炒賣市場，起碼，短時間內，中低價位的私人住宅的租金及售價會降下來，市民不用成為一輩子的房奴，便可以擁有一個相對安定的住宅，本身可予使用的資金也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房價的下跌，會連帶商舖租金的調降，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減省目前生意人經營成本的壓力，有較多的盈餘可以投入在勞動成本之上，使基層勞工的收入增加。更何況，租金成本降低，也有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打破大財團的壟斷，市民的可選擇性也提高……
今天，香港市民的不滿已到達「臨界點」，特區政府卻抱殘守缺，忽略了大量興建公屋可調節被扭曲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時代意義。或者，這個政府已跟時代嚴重脫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