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有時候要了解香港的政治形勢, 便要了解黨內的動態, 大陸在香港的黨組織亂七八糟, 有直接聽令中央的, 有工委的, 有統戰部的, 有人大政協的, 之間不見得一致, 常說曾慶紅是江的派系, 若新領導要整這派系, 對香港一定有影響, 又是一場宫庭政治.
----------------------------------
香港中國銀行兩名副總裁被捕，幕後是溫家寶領導的國務院系統與曾慶紅領導的黨務系統的權力較量。被捕的丁燕生是香港中銀的黨委書記，被視為曾慶紅在金融系統的嫡系。國務院監察部在深圳繞過黨組織將兩人逮捕，顯示政府系統要收復人事權力和金融權力的失地。
金融和經濟的權力，也是政治的權力，這是中國大陸政治的特點，是觀察北京高層權力互動的重要指標。目前，一場圍繞著對金融和經濟權力的控制權之爭，正在由北京總理溫家寶領導的國務院系統，和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所主導的中－共黨務系統之間展開。這是中－共高層最新一波的權力鬥爭，它不但關係到中－共各個派系未來的權力佈局，也與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與中國十三億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亞洲週刊獲悉，這場目前「相當激烈」、並已呈表面化的權力之爭，表現在最近中－共高層對宏觀調控問題的政策分歧，表現在各級金融體系對有關政策「或明或暗的抵觸」，總理溫＝家＝寶抱怨宏觀調控措施無法「政令暢通」、從而在中國各大商業銀行高層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權力洗牌，並對部分人員整肅，洗牌和整肅正折射在最近發生的香港中銀「朱赤、丁燕生事件」上。這場權力之爭，被認為是至今為止，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之間，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相安無事」之後，出現的「最激烈」的權力鬥爭。
目前被扣查的香港中銀副總裁丁燕生，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中銀的最高負責人──黨委書記，也被視為負責黨務的曾慶紅在金融系統中的嫡系。他被由溫家寶領導的國務院監察部調查人員在深圳扣查，反映了黨政之間權力纏鬥的最新發展。
和過去金融及經濟弊案不同之處是，過去抓捕經濟犯罪嫌疑人時，都是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從黨內組織實施「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以黨紀處置，再交由司法機關處理；但這次香港中銀事件卻相反，是由國務院監察部透過「司法機關」，繞過黨組織直接對一個重要金融機構的中－共党的負責人予以逮捕，顯得頗不尋常。
由於這場「黨政纏鬥」，恰好發生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即將於九月下旬召開之前，發生在本屆領導核心已經過了將近半屆、類似美國「中期選舉」的敏感階段，發生在溫家寶總理極力推行的宏觀調控政策遭遇阻力和挫折的時刻，因而更引起外界的關注。
金融系統人事大洗牌
北京一位政治學界人士將之稱為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利益之爭」，因為他從經濟領域開刀，首先表現在最近一段時間中國金融系統大規模的權力洗牌和人事整肅。據官方公佈，這次中國金融界的人事變動包括由原國務院審計署副審計長項俊波接替劉廷煥，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原海南省副省長李禮輝調任中國銀行行長；由常振明接替張恩照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以及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高層的大換班，表面原因是前後兩任副行長胡楚壽、于大路近日被「雙規」；而最引起外界關注的，則是香港中銀兩位高層突然「出事」。
北京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香港中銀這兩位副總裁朱赤和丁燕生，「出事的原因與高層政治有很大的關係」，當然與目前北京高層對金融系統的控制權爭奪有關。朱赤和丁燕生是在八月二日接通知前往深圳「開會」時被北京「有關司法機構」扣押的。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發佈的董事會通告稱，他們是「接獲中國銀行通知」，內地司法機關正在對朱赤和丁燕生進行調查，原因是朱和丁「涉嫌未獲授權而將合併前成員行控股股東所擁有的某些資金分配作個人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前香港中銀出現此類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同，該行此次以超常規的速度，在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即于淩晨一時主動發佈公告，向外界公開了有關消息，比起前些年發生的王雪冰、朱小華和劉金寶等人的案子，中方有關機構對此案的「透明度」之高，新聞透露的速度之快，令香港媒體驚訝。之前的王雪冰、朱小華和劉金寶「出事」之後，當局都是長時間保密。但這次宣佈朱赤和丁燕生被扣內地，接受「司法機關調查」的消息，實際上距離他們被扣時間只有不到十小時。
監察部操作中銀不知情
香港中銀集團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朱赤和丁燕生是在八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三、四點之間，接獲通知前往深圳開會。在前往深圳的中銀集團「私家車」上，他們兩人還可以隨意給朋友或同事打電話、談工作，甚至安排第二天的約會。在車上，丁燕生告訴朋友，他開完會之後，當天晚上就趕回，因為第二天中午已經與朋友約好「飲茶」。但沒想到這一去，就陷進了北京有關機構在深圳羅湖的黃貝嶺設下的「鴻門宴」，由往日風光無比的中銀香港副總裁，成了失去自由的「階下囚」，被宣佈接受「司法機構的調查」，成了第二天香港各大媒體頭版頭條的新聞人物。
實際上，在朱赤和丁燕生踏上赴深圳的「不歸路」之前，他們都沒有發覺，一條無形的繩索，已經套上他們的脖子，他們已經被暗中控制和接受調查一個月。據北京中銀權威人士透露，甚至連在北京的中國銀行高層，也沒有被知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之前更沒有半點消息，案件顯然是由中央有關部門直接處理」。在這段時間裏，丁燕生還曾於七月中下旬到了上海一趟，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順利返回香港。香港中銀員工發現，唯一反常的跡象，是八月二日中午，包括他們兩位在內的香港中銀高層四位負責人，一反以往總是最後才到餐廳吃飯的慣例，齊齊提前到達，與員工共進這一頓「最後的午餐」。
朱赤和丁燕生到底因為什麼原因「出事」？根據香港中銀的官方說法，是「涉嫌未獲授權而將合併前成員行控股股東所擁有的某些資金分配作個人用途」，但是被朱丁用作什麼樣的個人用途？是被貪污？或是被私吞？或是被用於中國內地國有企業普遍流行的「小金庫」？在這個似透明非透明的公告之間，給外界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和疑惑。
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朱赤和丁燕生目前已被押解回北京接受調查，之前與劉金寶案有關的說法，亦已獲得官方的「澄清」。中國銀行兼香港中銀董事長肖鋼八月十八日在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高層會晤時表示，朱和丁以及香港中銀前總裁劉金寶、總裁辦公室前總經理張德寶，涉嫌「私自挪用」「小金庫」三千多萬元資金，這些錢據稱是香港中銀二零零二年上市之前，十一家成員行不記在賬上的資金。
但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被指朱、丁等四人「私自挪用」的這三千多萬元，是在劉金寶擔任總裁時，香港中銀高層集體作出的決定，將這筆錢臨時調用於某個方面的投資，之後已經將錢還回，並未造成實質的損失。他認為，如果說有責任，「總裁應該負上這個責任，而且對集體作出的決定，副總裁不能不簽字」。香港中銀髮布的公告也證實，有關問題是在劉金寶於二零零三年五月調回北京接受調查過程中交代的。據悉，當時在這筆資金調用簽字時，由於時任總裁的劉金寶正在美國進行香港中銀上市前的路演，在劉金寶同意之後，根據「二（兩）人為公」的原則，由副總裁朱赤和丁燕生簽了字。
有關人士表示，朱赤本是具體負責業務的，丁燕生則是香港中銀「（中－共）党的書記」，專門管人事工作，與「高（犯罪）風險的資金調撥」本來很難扯上關係，他們只是根據集體的決定「簽字」，但卻惹下了大禍，承擔了「集體決定個人負責」的罪責。而將這種「集體行為」算到個人頭上，說明了這個案子並不單純，「顯然與高層政治有很大的關係」。
朱赤和丁燕生都是在中銀香港前年上市時，同時被任命為副總裁的。現年五十歲的朱負責業務規劃及財務策略業務單位的業務，有超過二十年銀行業經驗。五十一歲的丁則為中銀香港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有十年銀行業經驗。一九九五年即擔任中國銀行行長辦公室總經理的朱赤，到香港任職中銀集團副總裁之前，是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的第一把手總經理，因此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朱赤要貪，在澳門時早就可以『大展鴻圖』了，犯不著為此栽跟頭」。
丁燕生是丁關根侄兒
有關丁燕生的背景，在他被留置調查之後，也引起中銀員工的議論紛紛。出生於北京中－共高幹家庭的丁燕生，據稱是北京中－共前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丁關根的侄兒。丁畢業于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之後，曾長時間從事中－共的組織人事工作，到中銀擔任人力資源部副經理及總經理之前，在北京中央組織部工作。到香港之後，即一直負責香港中銀系統的人力資源管理，主控中銀香港的人事大權。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香港中銀朱赤和丁燕生被扣押審查，實際上是北京高層對金融控制權之爭的具體反應。香港中銀知情人士表示，丁燕生熟悉人事制度及金融紀律，其管理範圍又不涉及銀行業務，因此犯如此錯誤讓人意外。而且，如果僅僅只是因為參與簽字「挪用」資金的問題，當局大可不必如此「小題大作」，「背後當然有政治的原因」。
党掌握人事任命大權
丁燕生在中－共官僚體系裏，職位並不是很高，但卻被認為是中國金融系統中，來自中－共組織系統的人馬。而中－共組織系統，根據「以黨領政、党管幹部」的原則，被認為是中－共政治權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多年前任中央組織部長時期，更大大強化了該系統的權力結構，中央組織部長進入中央政治局，省一級的組織部長，則進入省委常委。
多年來，經過權力強化之後的中－共組織部門，在黨政部門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決定權，党真正領導了一切，八十年代後期曾推行的「黨政分家」、「政企分家」，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在這樣的架構下，國務院系統的人事權被大大削弱，尤其是在前總理朱鎔基的後一半任期，總書記江－Z民擔心中－共黨權力的「流失」，在「加強党的領導」和鞏固「党的一元化領導」口號下，分散和縮小了國務院在人事上的不少決定權，比如設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中央金融工委）」、「中央企業工作委員會（中央企業工委）」等機構，把有關金融機構或大型國營企業的管理，尤其是負責人的人事任命權，統統收歸這些機構和中央組織部。
根據這樣的架構，多年來，國家有關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考察任命」，國務院總理充其量只有「建議權」，最終的「決定權」掌握在黨系統的手裏。而金融系統，被認為是國家的命脈，尤其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雜的中國大陸，這是最重要、也是最實際的政治權力。總理溫家寶今年初以來推行宏觀調控政策時，就深感這一政治權力的重要性。他的宏觀調控政策，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收緊銀根，對被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過熱」的經濟發展釜底抽薪，但他遇到了阻力，尤其在金融系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因此，目前中國金融系統的「人事地震」，被認為是溫家寶總理要收回金融權力「話事權」的重要舉措，體現了北京國務院系統和中－共黨務系統之間的「權力纏鬥」。官方《人民日報》對此公開承認，有些地方和機構對中央宏觀調控「置若罔聞，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出現了「政令不暢」的問題。
與金融機構負責人的任命權一樣，對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的任命，國務院總理實際上也是大權旁落。北京一位官員告訴本刊，目前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共有約一百二十個。這些國企負責人的任命，當然是中央企業工委的許可權，而其中五十三個副部級企業的負責人，更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直接任命，在曾慶紅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時代，更由曾親自找候任人選談話考察。
這樣的人事佈局，事實上延續到現在，孰優孰劣？北京中央黨政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雙方對權力的爭持也都非常執著。顯然，總理溫家寶對此相當不滿，他希望奪回這部分「失去的權力」。北京官方消息人士透露，日前當國資委召集這些副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開會，徵求對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草案的意見，討論如何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問題時，不少負責人的發言都提出了這個體制上存在的「缺陷」，也檢討本系統「政令不暢」的問題。
溫家寶抱怨政令不暢
目前，不論是「政令不暢」的問題，或是「宏觀調控」的阻力，事實上都成了中－共高層權力纏鬥的藉口。其實，對於有關權力的歸屬，不但只是「政令不暢」的爭拗，而且關係到中－共各派系之間未來的權力佈局。當「強人政治」已經不在，沒人可以有足夠的權威為中－共指定未來的接班人時，北京高層事實上正為未來的權力鬥爭制定有關的「政治遊戲規則」，而在這個過程中，各派系都在顯示智慧和力量，因此，目前國務院和中－共黨務系統之間的權力爭奪，就是這種較量的具體體現，它不單關係現在，更關係到未來對中國權力的掌控。
北京一位政治學者表示，為制定這樣的遊戲規則，為了在未來的權力鬥爭中佔據上風，或在制定的遊戲規則中對己方有利，目前中－共各派系都在適時展示自己的「政治肌肉」，顯示實力，或借力使力。比如宏觀調控問題，已經不單單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成了政治上的較量。據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就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對在上海搞宏觀調控表示不同意見，要求溫＝家＝寶總理對由此產生的後果負政治責任。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和吳儀，也在不久之後於青島召開的有關會議上，對宏觀調控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宏觀調控要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不要一刀切。
面對中央高層對宏觀調控的嚴重分歧，據稱中－共總書記胡J錦T濤認為曾培炎和吳儀兩位副總理言之有理，因而接受了反對意見的某些看法，並在曾慶紅的安排下，於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深入科研院所，碼頭船塢，企業車間，田間地頭，就落實科學發展觀，做好經濟工作」等問題「深入調研」。胡J錦T濤此行，被認為是對宏觀調控有巨大反彈情緒的上海和江、浙兩省的安撫，他向上海官民表示「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中，要貫徹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
胡J錦T濤還表示，「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更被認為是對「宏觀調控」政策的修正。目前，北京當局已經不再宣傳宏觀調控，官方宣傳部門的一份通知，已經要求各地媒體「不要再報導宏觀調控」，說明了總理溫家寶主導的這一輪宏觀調控，在喊了幾聲「繼續堅持」的口號之後，實際上已經草草收場，也顯示了雙方這次政治較量，正轉化為權力的爭鬥，轉化為對實際權力的爭奪和控制。
亞洲週刊)
轉自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