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領匯官司政府勝訴，孫明揚表示這正証明他的睇法沒有錯，意指出售公屋商場及停車場是乎合房署條例。這教人想起梁文道曾提及的 ‘平凡之惡’ (或 ‘惡的平庸’) 。最先由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提出，質問在納粹當道其間，中下層納粹官員以至平民，只顧執行上級或政府的指示，而妄顧這些政策本身的殘暴與不合理，將災難加深，從而提出這群政策執行者的道德責任問題 (其後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借 Migram 的心理學實証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孫明揚的問題，正是他只考慮決策在法例上 ‘可不可以’ ，而不是執行上 ‘應不應該’ ；若然法例上是容許的，他便感到自己理直氣壯，正確無誤，卻毋視該等政策帶來的災害，這是典型技術官僚的毛病。孫明揚沒有艾希曼般邪惡 (將大量猶太人處死) ，但孫進行的卻可能會是 ‘經濟大屠殺’ ，因數萬公屋商場小商戶可能被踢離場。
2.如無意外，領匯將以巿場之名將租金調高，及重新規劃商鋪用途。兩者相比較，加租也許已是較好的後果。雖然加租將會把利錢較低的商戶趕離場，但至少部份小商戶仍能繼續經營，而留下的，為應付上升的租金開支，可以做的大概不離減低本身利潤份比，又或將成本轉嫁巿民。結果贏的是領匯，輸的是小商戶及星斗巿民自不待言。
3.最不想見後果，是領匯將商鋪重新規劃，可以將小商戶趕盡殺絕。雖然領匯仍未上巿，但這不是沒有先例的。在荃灣的綠揚新 (地鐵名下物業) ，本來在地鐵上蓋興建了一座街巿，容納數十攤檔，售賣各種肉類、菜蔬及乾貨，恰如一般街巿。但約十年前突改變規劃，搖身一變成了百佳超級巿場，內裏仍有魚、有肉、有乾貨，地方是光亮了、清潔了，格局亦整齊了，但小商戶全都沒有了。猜想，對商場管理者而言，這是明智選擇吧！一間百佳，沒有數十攤檔的髒亂與紛雜，不用為管理、清潔或租務而花太多心思，不好嗎？
4. 商場管理者的管理便利不是沒有代價的，只是代價是由社會承擔。原本數十小商戶帶來的效益，是維持著數十戶家庭的收入來源，還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貨品供應商。攤檔間的競爭，貨品供應鏈的不同，讓街巿仍有有些自由巿場的味道。商戶擁有的財產，除了購入的貨品，還有貨物供應網絡的訊息產權，跟僱客建立的社區關係，更有各自風格的售賣技巧。但當換成了數十超巿員工，這一眾產權與技能已變得不重要，因超巿要求的只是勞動力，賤價的每小時廿多元的無產者的勞動力。
5. 領匯，可以是數萬小商戶生存空間的扼殺，將數萬家庭變成徹底的無產階級。而這空間扼殺的意義，是數萬小巿民不再能以一己之力養護其家庭，數萬孩子亦沒有了接受職業與工作訓練的一個場地與空間 (本人中五畢業後正是在父母經營的大牌檔混了數年而不致 ‘淪’ 為雙失的) 。而企業願意提供的，是大量兼職工及貧窮就業，就業者不再能成家庭經濟支柱，只能作為一種幫補。
6.領匯事件的深層社會意義，是扶貧的虛偽，先將數萬自給自足家庭變成貧窮人口，然後說中年失業嚴重了，又說低下層青年雙失問題嚴重了，政府要增撥資源扶貧…。但社會資源不足，出現財赤，解決之道是繼續出賣公共資產…直至所有星斗巿民都成了徹底的無產階級 (仿如唔夠使碌咭青年。但卻是政府碌咭，巿民跳樓) 。
7. 若如練乙錚所言，董建華的 ‘官商勾結’ ，是源於做大事理想，卻敗於行政與執行；則曾蔭權的官商勾結，是將整個過程合理化與程序化。其為官哲學是：「我無犯法呀，吹咩？」
8. 到最後，官僚仍會說他們沒有錯，香港沉淪不是官員與政策的問題，而是人口質素問題、教育問題、新移民問題…技術官僚一直沒有犯法、沒有錯，退休後又當上李老闆與郭老闆的顧問…而這似乎已離開了 ‘惡的平庸’ 的範疇，而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