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開端。「十二五」的重點之一，是擴大內需，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生產值中的比例。據報道，中央計劃未來5年最低工資的升幅每年20%，並開始訂立《工資條例》。
雖然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可是工資佔GDP的比例卻持續下跌，1983年是57%，2005年變成37%，同期的投資回報卻增加了20%，但透過最低工資的調整已無法滿足目前工業關係的需要。例如，在2004年開始出現「民工荒」和很多工人的罷工堵路事件後，深圳特區的最低工資從2004年的610元增加到2007年的850元人民幣，增幅40%。然而，包括深圳市在內的珠三角地區勞資關係並沒有改善的趨勢，去年5月到7月間席捲全國的罷工潮就是很好的驗證。
本月6日和7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中國的新勞動法規——實踐與挑戰」國際會議，會議上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沒有達到保障工人權益和穩定勞資關係的效果；目前體制內外應該互相配合，推動集體談判權的落實。只有這樣，才能帶來穩定的勞動關係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工人抗爭愈來愈以集體形式進行
原因是工人的抗爭手段已愈來愈以集體的形式進行。其次，今天工人的要求已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以法律規定的個人權利為理據，而是以集體利益為基礎，例如他們現在要求的是合理工資。引起廣泛關注的南海本田工人要求增加工資800元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其後的很多罷工，包括遠在大連的7萬罷工工人，都是以800元為目標（《財新網》2010年9月19日）。另外，罷工的工人領袖不再是隱形的，而是透過選舉或推舉出來的工人代表，並已經可以與資方進行談判。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預期，沒有引入集體談判機制和強化廠房工會的角色，罷工潮將周期性的出現，經濟增長愈快和通脹愈高，罷工潮的頻率就愈高。
罷工最集中的廣東省和深圳特區在去年加快了《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和《深圳特區集體協商條例》的立法。集體談判權是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規定的三大核心勞工權利之一（其他兩個是工會組織權和罷工權），已經有150多年歷史。集體談判的出發點雖然是規管工人的罷工，但也可以達至平衡勞資關係，減少社會衝突，保障社會生產力的良好效果。
沒罷工權 集體談判權如虛設
可是，在廣東和深圳即將通過法例的前夕，香港的商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游說中央政府，反對集體談判立法，迫使立法暫時擱置。這同香港是全球很少數沒有集體談判立法的地方有關。城大會議的很多與會者認為，沒有一種有效的制度處理集體勞動糾紛，只會令社會繼續兩極分化，勞資衝突繼續惡化。但也有與會者認為，即使有立法，要在目前的中國推動有效的集體談判仍然是很困難的事。最大的障礙是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沒有足夠的保障。
工人可以組織工會，可是所有工會都必然接受地方總工會的領導，而地方總工會又和地方黨政連為一體，地方黨政又和外來資本有利益關係。至於罷工權，更加在1982的《憲法》修改中被取消。在廣東省和深圳特區的新立法（草案）之下，工人假若沒有提出集體談判的要求而罷工，可能會被視為違法。沒有明確的罷工權和組織權的支持，集體談判權可能形同虛設。所以民間社會既要支持集體談判權的立法，也要繼續關注組織權和罷工權的落實。
原文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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