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兩周前在本欄呼籲香港左派要認真查找自己的不足，收拾起酸溜溜的心情，為特區的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並分析了香港左派在突然更換特首的問題上出現嚴重失落感的因由，指出這是一種十分不健康和不合理的情緒。言猶在耳，兩周後讀到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小姐在《香港家書》的談話，覺得筆者的言論不但切中了左派的要害，而且印證了我長期以來的分析，即回歸以來很多問題出在「左派」干擾這個關節上。看到蔡議員的發言後，更令筆者覺得有必要發出關於「左派亂港」的警示。
當然，我不是說今天的左派會像1967年那樣發動亂港的暴動，但是人們不能低估他們在「一國兩制」問題上的干擾作用，特別是我們已經有了頭7年的教訓。筆者所謂「左派亂港」指的就是這方面的干擾和破壞。
7年來左派是如何干擾「一國兩制」的落實呢？例子很多，不過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就集中談同人事問題有關的例子。
「左派亂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特區的領導層中製造不和，終於導致董建華先後去掉一些力求在「一國」和「兩制」之間謀求平衡的得力助手。這就導致他在左傾的泥坑中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大家都知道，港人曾經對董建華特首搭配陳方安生，稱為「夢幻組合」，也欣然見到北京能夠不計前嫌起用作為港英餘孽的陳太而感到由衷的高興。特區建立之初，市民信心指標高企，可謂明證。
與此同時，北京巧妙地安排葉國華先生擔任特首的特別顧問，來處理港台之間關係，以及香港的反對派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以體制外的彈性來化解不適合體制內處理的矛盾，這也顯示了北京有意給適當的空間，讓特區政府可以自由發揮兩制之間應有的區隔。
從北京重用陳方安生和葉國華先生，可以看到北京從一開始並沒有要把「一國兩制」的路子走得那麼狹窄。可是陳太也好，葉先生也好，他們在任內雖然都致力謀求兩制之間的平衡，都因此而中了不少暗箭。陳太固然被左派拉下馬(北京誤信左派關於「阿二想做阿一」的讒言)，連本身出自左派的葉國華先生也好不到哪裏。他的比較符合香港主流社會觀點的言論，被左派公開貶為「不代表中央」，終於也是落寞地離去。
兩人去後，我們就見不到政府高層有哪股政治力量敢於公開抗衡「左傾」的思潮和情緒。失卻了對左毒的制衡，董建華在政治上就一錯再錯，終於導致市民在忍無可忍的情下走上街頭抗議，這是左派干擾「一國兩制」健康發展的一個典型例子。
左派另一個致命傷，是自鳴「愛國」。筆者不否認傳統左派(而不是「忽然愛國派」)有比較悠久的愛國傳統，這是他們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但是他們不應該憑藉自己比較悠久的愛國傳統，就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可以壟斷「愛國」的定義，甚至理所當然地認為回歸後政權就自然而然地應該落到他們自己手上，卻看不到自己根本還「不夠班」的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今天左派的失落感，正正反映了他們深深地中了這種要不得的「愛國優越感」的毒害。看到曾蔭權有機會出任特首，左派內部又流行國內一句順口溜：「早愛國不如晚愛國，晚愛國不如不愛國。」這句順口溜，加上蔡議員的偉論，就完整地反映了左派的問題所在。
在左派這種不健康情緒的影響下，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在用人上就受到很大的掣肘。例如，在行政會議這重要的決策地方，偏偏就要讓出一些位置來給一些連英文都看不懂的人來坐。在一些特首可以隨意任命而不必經過公開考核的位置(非公務員系統)上，我們就看到更多相類似的現象。這種只問「紅」、不問「專」的典型左派遺毒，以及蔡議員對曾蔭權進行「成分論」式的質疑，不正正就是在干擾特區的工作嗎？
所以筆者認為，「左派亂港」，並非沒有可能，絕對是我們要警惕的現實危險。
鍾國仁
明報 2005-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