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曾蔭權上台，是否真如某些評論推測，是回復公務員治港，還是未知之數，但改變一下當下商人治港的格局，似非空穴來風。郎咸平去年初 (第一次七一大遊行後半年左右)，就為文批判商人治港。要留意的是，替代商人治港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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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2004-01-28
香港以往的成功得利於巧合而不是因為港人天縱英明。記得有人說過港英時代的英國政府就像是台上的魔術師，他揮動那點石成金的魔術棒使得東方之珠的絢麗照亮了世界，而魔術棒下所孕育的自由、競爭和開放的理念成了各國政府施政的樣板。但是1997 年以後當魔術師把他的魔術棒交給台下的觀眾後，魔術棒再也不靈了，這位魔術師到底帶走了甚麼而造成香港的沉淪？我曾經讀過太多的文章批評英國政府有陰謀地掠奪了香港的財富云云，這除了凸顯我們喜歡諉人以過的民族特性外，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於事無補。
多項巧合造就香港成功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成功實在是一個上帝的恩賜，這並不是英國人有甚麼特殊的治國方針。英國政府行事緩慢官僚，英國人作風保守不夠進取，因此大不列顛帝國才會淪落為世界二流國家。但是為甚麼英國人到了香港就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香港的英國人和英國本土人不同。在英國人的心目中，香港是個模糊的小島，有點落後，又靠近中國，而且還不像英國本土那麼安全而熟悉……，所以願意到香港的英國人都是屬於那種比較勇敢和愛好冒險的人，因此建設好香港賺到一大筆錢是他們最大的願望之一，而這也是為何香港官員的薪水那麼高的主要原因。以香港目前官員薪水而言，金管局任志剛的年薪高達900 萬港元，而其他司局長的年薪也高達500 萬港元以上。但是要取得如此豐厚待遇的先決條件，就是香港經濟必須明天要更好，對於這一批大膽而惟利是圖的英國人而言，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搞好香港經濟。但是主觀的想搞好香港和客觀的能不能搞好香港是不同的，難道董建華不想搞好香港嗎？
根據香港歷史資料來看，這些英國人一般而言都希望在退休後回到英國，他們絕不想在退休後呆在香港人經營的私人公司做事。事實上本港英國人是從骨子裏看不起香港人的，也根本不存在英國人替香港人打工的情況，因此他們對於香港本地富人特權階級無要求。由於沒有利益問題的干擾，因此他們所推出的政策比較具有公平性，而這種公平性的追求也正是英國人特有的民族性。但是這種公平性在1997 年以後急劇退化，例如最近大家批評甚多的九龍西區開發和添馬艦等等問題都可以看到利益團體的影子。
這種比較公平的制度配合上了一群特殊的百姓造就了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香港老百姓在英國政府高壓統治下，幾乎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過日子。舉例而言，只要你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立刻將你驅逐出境。香港老百姓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養成特別守紀律和守秩序的優良傳統。但是香港老百姓本來就繼承着中國人（尤其是廣東人）的勤勉，而在英國人施行一套比較公平的制度下，充分發揮了廣東人天生營商的特性，彌補了英國本土人民不夠進取的個性，反而形成一個孕育着輝煌東方之珠的沃土。而這個歷史的巧合也解釋了為何英國本土經濟不如香港繁榮。
大陸改革開放成催化劑
這片孕育着東方之珠的沃土終於在70 年代以後的改革開放步伐中找着了催化劑。由於中國內地相對落後，港人憑着資金的優勢、與國際接軌的環境、地利和語言之便，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從而使得東方之珠的燦爛光環在這片沃土上冉冉升起。但是從我前述來看，香港的成功是多個巧合所造成，而絕不是因為香港人本身天縱英明。因此在今天香港經濟持續衰退的時候，香港應該如何再起飛應該是值得中央政府和港府深思的問題了。我們千萬不能期望這些巧合又會再一次的惠顧香港人。
港人急功近利政治清廉
香港人雖然在經濟方面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迹，但由於英國人在政治方面的高壓統治，香港人對政治就特別的冷感。講得更具體一點，香港人從未經過民主的洗禮。而且由於香港（商）人沒有政治勢力的支持，這種潛在的政治風險造就了港人急功近利、只看短期不看長期的特性，香港人只想賺個短期錢尋求個短期的刺激。這種賺短期錢的思維處處可見，例如香港人炒郵票、炒股和炒樓的風潮。
此外，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鑑於香港失業率嚴重，因此提出港人應該自行創業，但他所提出的例子卻是太過於急功近利。他在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他說他替同事去買湯時就發現了一個創業的機會，因為他可以買好幾碗湯回來，然後再賺取個差價賣給同事。堂堂財政司司長竟會舉出如此急功近利的例子實在很難想像。香港人喜歡追求短期刺激的特性也是隨處可見，例如香港的報紙就是最好的解說。各報的頭版頭條大概都是強姦、殺人、亂倫等刺激新聞，那種具有大思維大格局的重大政治新聞反而成為次要。
香港的經濟不但好，政治方面也是比較清廉。英國人為了對付官員的貪污腐化而主動成立了廉政公署，因此港官的清廉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為甚麼英國人可以有效地建立連英國和中國都沒有的廉政公署制度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們查閱香港的歷史，發現在港英政府時期，腐敗的現象還是有，但不多。最主要原因還是由於英國官員和香港籍官員共處的結果，反而避免了腐敗的產生。這話怎麼說呢？由於香港官員在英國人統治下沒有安全感，同時中英官員雙方也彼此不信任，因此很難結成聯盟進行中國人歷史所傳承的腐敗現象，而這種腐敗現象永遠跟隨着中國歷史而不斷演進一直到了香港才嘎然停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因此中英官員之間的不信任反而造成了集體清廉的特性，而這也正是廉政公署得以順利成立的主要原因。
（下篇）2004-01-30
我曾談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企圖就特別值得關注。1997 年以後，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終於一發不可收拾，造成了03 年7 月1 日50 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局面。因此香港的一些政治團體利用了百姓對商人官僚集團的不滿，積極發起追求更多民主和直選特首行動。我個人並不反對民主，而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潮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為香港老百姓在英國人高壓統治下早就習慣沒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說港人從來沒有追求民主的傳統。但為何香港老百姓或某些政治團體對追求民主如此的熱衷呢？我們應該分析這個事件的本質。我認為香港人錯誤地認為民主可以解決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舉例而言，沙士調查報告出爐以後，民怨沸騰。在近兩千人染病、數百人死亡的情況下，竟然沒有人為此事負責。相比大陸立刻裁撤數百官員的嚴厲行動而言，香港商人官僚集團官官相護的腐敗現象看在百姓心裏會是何種感覺呢？最後還是立法會提出要再審理此案。不論立法會最終會不會審理此案，但至少它代表了民意要求懲處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心聲。因此部分香港百姓才會認為愈多的民主才有可能阻絕商人官僚集團的腐敗。
民主解決不了香港問題
中央政府應該特別注意香港進一步的民主，立刻會產生兩個嚴重的後果。第一，香港老百姓從未受過民主的洗禮，因此在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簡單的。民主並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漸進地推進，只會帶來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團體或其他國家控制的危險。第二，港府目前的無能主要來自這些不懂宏觀管理、不懂高新技術、不重視研發長期規劃的商人官僚集團。但是類似的問題也普遍的存在於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老百姓當中，這是整個香港的問題。因此就算透過民主直選新特首，我也不認為新的班子就會比目前的港府有着顯著的進步。
我建議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應該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宜擇能人應對港台關係
第一，我不認為民主就能解決香港的問題。中央政府在處理港人政改訴求時顯得手足無措，而且處理手法令人失望。前總理朱鎔基和總理溫家寶在國際媒體前所表現出的幽默、機智和柔軟的手段，在這次中央政府應付政改的訴求中完全看不到。內地四位所謂的法律專家在北京的講話和兩位法律專家在今年1 月11 日在香港的講話，讓我回憶起了我從小所受國民黨灌輸的標準共產黨的嘴臉──那種不理解香港、蠻橫、蒼老的嘴臉，平鋪直敍的講話實在讓人情何以堪。我建議中央政府考慮打破傳統，請一位具有國際素養、具有外國人所尊重的亮麗學歷、風度翩翩、中英文口才良好和機智幽默的非國內官員或學者出任對港和對台關係的發言人。這位人士講出來雖然是一樣的話，但是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協助香港制訂長遠規劃
第二，中央政府囿於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對港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訴求為主。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標準的商人，也就是絕對的利益導向群體，因此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因為這就是商人本色。但是中央政府卻不自覺地受到了這個商人官僚集團有意無意的影響而隨波逐流喪失了主導香港經濟的先機。舉例而言，中央政府為了支持一國兩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個人遊和人民幣業務等等。我並不否認這些短期措施的好處，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思維才是香港真正的危機。我在前文說過，香港的成功得利於歷史上多個巧合所造成，而絕不是因為港人天縱英明。因此我們不能期望歷史的巧合會再次照顧港人，而應透過政府的力量，發展香港具有長期競爭力優勢的產業。但是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官員出身於簡單的產業，他們不太理解甚麼叫做具有競爭力的行業。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是香港各大學醫學院、工學院和商學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亞洲排第一，遠遠超過日本，可是我們沒有把它商品化。但是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競爭優勢──大學研究──亦因港府官僚削減大學研究經費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學研究死亡，香港將再沒有可與珠三角互補的優勢產業。第二個例子是香港金融業人才的專業知識和英語水平遠遠超過內地，可是港府不但沒有善用，反而想從內地輸入金融人才，港府的做法實在讓人不解。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優勢，竟然是引進國內炒股資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斷向中央政府要求QDII 的政策。香港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就是沒有一個凌駕於廣東的優勢產業。香港在未來不要說沒有條件成為珠三角的龍頭，反而很可能成為廣東發展的累贅。
總而言之，中央政府絕不可完全配合着港府的短期施政，而應協助港府超越到長期的規劃，建立可與廣東省互補的優勢產業，否則長此以往必然影響香港的穩定繁榮而危害到一國兩制。
整頓官商集團化解危機
第三，政改本身沒有合理性，因為香港的衰退和民主無關。政改的導火線卻是來自於港府的商人官僚集團，因此中央政府想化解政改危機就必須先行整頓或改造商人官僚集團。但是中央政府絕對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作任何改變，港府目前陷於嚴重的管治危機而只會因循苟且拖一天算一天將事情搞得更糟糕。舉例而言，去年七一大游行後，香港政府除了說要多聽民意外，港府本身（中央所送的大禮除外）到底做了甚麼讓香港老百姓覺得有意義的事呢？結果幾乎是甚麼都沒做。
我認為政改和大遊行等的導火線並不複雜，而只是簡單的商人官僚體系的無能所導致，因此如何整頓這個官僚體系就考驗着這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了。但是有幾個重點一定要把握住，（1 ）不能期望民主選舉，（2 ）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主動改變，（3 ）不能一再的配合港府短期思維的訴求。在這三個前提下，中央政府可打的牌就不多了。
郎咸平
東方日報